粮政即政府有关粮食的政事、政务和典章制度。乾隆初年，政府大力充实常平仓储、破格赈粜的新努力，带动了政府职能的高度扩张，引起了粮价的上涨和乾隆十三年的大讨论。此事在《清史稿》和其他官书中均未受到充分关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此进而是清代粮食和物价的研究颇为丰富。自彭信威、全汉升以来，研究角度已经拓展到货币、政府角色、贸易和流通等领域。他们对乾隆初年粮政基本上持较为正面的评价。与此不同，邓海伦和白新良持较为否定的态度，尤其是后者认为此系积贮过头的错误决策，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本文拟议利用近年来整理的乾隆十三年君臣汇议米谷昂贵的奏折，通过对偏灾、人口、商贩流通、囤积和采买等因素的剖析，进一步挖掘乾隆初年粮政运作的积极意义。　　楔子部分介绍乾隆初年粮政运作的主要举措及直接影响。其措施不仅体现了国家成功干预社会经济的能力，而且引发了米谷不断昂贵的严重压力，也促使乾隆君臣反思即政府角色问题。九年提出“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开始承认民间流通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但粮价问题并未解决，遂于十二年年底就此征询臣下意见。督抚两司等集中于十三年上折，从而上演了浓墨重彩的“常平仓大论战”。　　对十三年奏折的分析，是本文的重点。将就偏灾、人口、商贩流通、禁囤、禁价和采买等因素进行重点剖析，其中采买说是核心部分。　　第一关于偏灾因素，乾隆谕旨中即认为不是米谷致贵之本，臣工多予以响应。可以认为君臣大体上达成共识:自然灾害在政府积极的粮政政策下，已不复构成可怕的问题。而且偏灾不是米谷价格长期腾涌的根源。　　第二关于人口因素，乾隆也认为不能从根本上致贵米谷。对此臣下的见解可分三类。其中第一类坚决认为系米谷致贵的根本原因，如河南巡抚硕色等。第二类为多数派，也强调人口因素，但更多地把人口增长作为米谷致贵的重要社会背景，放在和采买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多元互动环境中去考察。最后一类则认为人口增长和米谷致贵相关系数较小，如署理广西巡抚鄂昌等。大体而言，人口增多被整体性视为米谷价格腾涌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根本背景，此说虽然有失全面，可以这样理解:君臣在有了一个初步答案之后，对于“纯理论”的探讨就不再感兴趣，而把眼光马上转到了更为现实的解决问题层面。　　第三关于流通因素，乾隆亦认为理论上应不是根本。督抚两司中，除纪山和硕色外，多重视商贩流通以有易无、平抑物价的积极作用，尤其是两广总督策楞等人。既如此，自然涉及到“禁遏”问题。雍正、乾隆朝一再谕令地方官不得遏籴，屡颁遏籴之旨意。遏籴和禁遏纠颤不休，正说明问题的复杂性。促使人们反思:对于粮食这种“战略物资”的控制权，究竟应交给中央还是地方政府，或者是其他某种“社会组织”？粮食的调拨是通过政府，还是通过其他方式更为经济有效？还是传统国家的经济角色问题。　　第四关于囤积为致贵治本的可能性，乾隆也表示怀疑。对此臣工得意见仍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将问题归咎于囤积而主张禁囤，尤以河南巡抚硕色为典型代表。第二类坚持相反的见解，或者认为不是米谷致贵之本，反对一概禁囤。或者更进一步指出适当囤积在荒歉时可资利赖。第三类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囤积并非全然有害，反而于民生有益。综上所述，可能导致米谷价格的上涨，但不是长期不断上涨的本源。但在乾隆十四年三月的谕旨中，从政策的均衡性和稳定性出发还是决定禁囤。　　第五关于禁价问题。在十二年谕旨中虽未提及，但在操作中却不时出现。其目的不仅在求粮多，而且求其价平。此举已受到时人的批评，汇议中两广总督策楞和湖北巡抚彭树葵也提出质疑。尽管如此，乾隆对平价的理想追求，粮政运作中政府职能的扩张、调整和合理定位，对20世纪仍不无启发。　　第六是督抚等员对采买说的看法。乾隆在谕旨中似乎把问题归咎于采买，而且很多督抚也把矛头指向采买，但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他们多从根本上赞成仓储制度，且秉承谕旨中对采买一说的态度。从“政治过程”的角度考察，督抚们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维护好这个皇上，他们均善体上意。　　接下来专门讨论政府角色问题，从雅尔哈善奏折出发进而述及策楞等人和乾隆皇帝，归结出君臣在政府角色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听任民间自为流通，减少官方干预。　　最后对乾隆初年粮政努力结果的表述，我们称为“一次较为完美的撤退”。这并不是“回复旧观”，而是空间的螺旋上升。称为完美，基于两点:一从传统国家角色的角度看，乾隆君臣完成了政府职能高度扩张、不断调整到合理定位的完整周期。二从形式上看，督抚两司虽扮演了不同角色，但多能善体上意，给了乾隆面子和台阶，对乾隆皇帝本人来说也是体面的形式和结果。且乾隆君臣在粮政上体现出来经世致用思想，加以必要的补充，即可构成十八世纪经世学派的“粮政篇”，对当下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一定程度上十八世纪也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综上所述，应对乾隆初年的粮政运作予以应有的正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