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通义》又名《风俗通》,是东汉末期汝南人应劭所作,记述了汉代以及汉代以前大量的社会风俗。近代以来,《风俗通义》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对《风俗通义》的研究多集中在文献学、史学、语言学方面,《风俗通义》的文学研究还较少,从言说方式的角度切入对《风俗通义》进行研究至今还未出现,本文回归文本,探究《风俗通义》引经据典、谨案、对比三种极富特色的言说方式,对这三种言说方式的选择进行探因,揭示这三种言说方式对《风俗通义》文学、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全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对应劭和《风俗通义》作一简介,指出《风俗通义》研究取得的成就和有待研究之处。第二部分为本文第一章,主要是对“言说方式”这一概念进行界定。这一部分共梳理了1983年至今所有关于“言说方式”概念的使用情况,将其分为蕴含期、起步期、发展期,并结合语言学知识对“言说方式”进行概念的界定,分析了从言说方式角度切入《风俗通义》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创新性。第三部分为本文的第二章,引经据典是《风俗通义》在言说方式上最大的特点,笔者将这些典籍分为四类,并对《风俗通义》所引典籍进行数量上、思想上的分析,认为《风俗通义》的学术归属当为子部儒家类而非子部杂家类,并对引经据典的言说方式进行探因,揭示引经据典言说方式对《风俗通义》的价值和意义。第四部分为本文第三章,本章首先对“谨案”言说方式进行举例说明,从历时和共时的两个维度对这一言说方式的形成进行探因,并探究“谨案”言说方式对《风俗通义》的价值和意义。第五部分为本文第四章,应劭在《风俗通义》中大量使用了对比的言说方式,本章探究了对比言说方式与“春秋笔法”的关联,认为《风俗通义》在言说目的上继承了“春秋笔法”惩恶扬善的目的,在具体的创作手法上则体现为对“春秋笔法”中“直书其事”和“微婉隐晦”的继承,揭示出对比言说方式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