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媒介审判”开始进入研究者视野，在相关领域引起广泛讨论。时至今日，“媒介审判”相关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但“媒介审判”现象仍时有发生。笔者认为，其最直接和最根本的原因，是媒体缺乏应有的自律精神和法律意识。同时，实务界的规范细则尚未出台，学术界关于媒介监督的合理性边界研究较为模糊，这两点也是“媒介审判”现象未得到有效防范的主要原因。新闻媒体对于“新闻自由”的权利诉求与其“公众舆论”代言人的假定身份，为其不当介入司法报道预设了一个看似合理的前提。笔者认为仅孤立的进行个案分析，难免囿于一角。想要真正廓清“媒介审判”与舆论监督的根本区别，体系的梳理“媒介审判”现象发生的成因及机理，应将“媒体审判”置于“传媒与司法”发展进程的宏观视阈之中。本文背倚“传媒与司法”研究领域的丰富学术成果，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证个人观点：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第二章是案例分析，笔者以时间为轴，选取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四个媒介监督或媒介审判的典型案例。试图通过比较分析、梳理我国媒介监督环境的变化及“媒介审判”现象的流变，呈现媒介监督与“媒介审判”的区别。通过分析笔者发现随着政治及媒介环境的变化，媒介监督的属性逐渐生发出令新闻界和司法界都不堪烦扰的枝杈，从我国特有的党政权力的延伸及基本的公众权利的让渡两方面，逐渐异化成为媒介从业者个人利益扩张的手段，甚至沦落为媒介公关的工具。第三章是理论分析。笔者围绕舆论监督的内涵、属性、合理性前提及作用进行研究。又针对媒介审判的含义、动因及负面影响展开论述。试图厘清“媒介审判”与媒介监督的界限。第四章是对策研究。笔者从媒介对策及司法对策两方面，进行有效防范“媒介审判”现象的可行性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