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2007年开放签字的《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公约》为起点,回溯有关强迫失踪的人权保护体系,运用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方法反思机制运行现状及新公约面临的生效困境。其间运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分析了困境产生的原因,以及国家在遵从国际法过程中体现出的利益衡量与期望获得合法性认同的心理。　　 文章第一部分首先对1992年《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宣言》、1994年《美洲国家间被迫失踪人士公约》及2006年《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公约》三部专门性规范文件进行比较,归纳出界定强迫失踪行为的四个关键性要素:行为主体、行为性质、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结合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实际运作,论证了此标准的可适用性。其次,运用追本溯源的历史分析方法和清晰直观的图表法,阐述了强迫失踪的问题起源及其在全球的发展现状,概括出武装冲突、政治变革压制、历史遗留、反恐等强迫失踪的起因,进一步论证了对其惩治的必要性。　　 文章第二部分从国际法规范文件、联合国专题人权机制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次整合现存的免受强迫失踪保护体系。第一小节按专门性与非专门性对国际法规范文件进行区分。明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非专门性规范文件对强迫失踪行为的早期规制,使对强迫失踪行为进行专门性保护的理由更充分。该部分强调对发生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强迫失踪行为不能忽视,此情势下的监督职责应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担。第二小节从受案范围、案件转交等方面明确了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的工作程序。第三小节强调在全球治理背景下,非政府组织在推动《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公约》生效、转交案件给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和帮助澄清失踪人下落方面已发挥的积极作用。　　 文章第三部分运用比较分析方法,对强迫失踪的专门规范性文件进行对比研究。一是从犯罪构成要件上区别“强迫失踪罪”与“危害人类罪”；二是区别国内法与国际法关于受害者的规定；三是剖析《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公约》设计的人权监督机制,例如强迫失踪委员会需承担的审查缔约国报告、接受缔约国个人来文等职责。还介绍了公约最具特色的紧急行动程序和问题事项提交联大处理程序。　　 文章第四部分考察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的规范运行,提出了现阶段遭遇的困境。困境一是有关《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公约》的生效之疑。困境二是区域人权保护机制的不平衡发展。困境三是对国际刑事法院处理强迫失踪行为收效甚微的评述。　　 文章第五部分着力对上述困境进行反思与展望。笔者在该部分提出,《保护所有人免受强迫失踪公约》生效的艰难历程此前诸多国际人权条约都曾经历。国家期望获得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因此会在初始阶段迅速表示接受《宣言》类文件,但真正缔结有约束力的条约时,进程趋向迟缓。最终渴望融入主流国际社会的心理占据上峰,促使国家签署公约,真正的艰难是缔约国国内制度的内化,这需要相关制度基础和深层次文化背景认同。针对区域人权保护机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笔者强调,国内立法措施才是人权保障的根本,区域和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存在不一致的情形,应着力协调好二者关系。对于第一个在国际法领域给“大规模、有组织强迫失踪行为”施以“危害人类罪”惩罚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通过考察公约缔结的利益妥协背景,指出国际刑事法院之所以在处理此类案件上作用微弱是由于“该规范性不溯及既往”和“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许多国际条约之所以“用语宽泛而模糊”,就是基于利益妥协背景给了参与国很大回旋余地和选择空间。　　 最后,笔者提出,国际法之所以陷入无奈的协调法、弱法的根源是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际法机制的遵从需要制定规范时合理的法规范,和国家在国际社会化进程中的利益价值塑造,唯二者相辅相成,国际法规范才能真正走向共进的国际法。只有各国利益制度分配合理及文化认同的协调,才能真正成就国际法规范的遵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