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法治和法制化进程也不断涌现出各式各样的新问题。其中,在行政执法实践中,“钓鱼执法”、“陷阱取证”等为代表的诱惑调查现象正在日益增多。特别是以2009年被舆论炒的沸沸扬扬的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的钓鱼执法为代表的钓鱼执法案件的发生,使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问题进入了民众的视野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激烈讨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的概念和内涵等相关基本理论包括些什么,行政执法主体运用陷阱取证等方法进行收集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证据这一诱惑调查的行为,其在法律上的依据是什么?行政诱惑调查行为为什么会在当下的我国经济与社会背景下存在如此大的争议,造成这种争议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它与我国现存的行政法律原则有哪些冲突?同时,通过与国外法的比较并对我国的国情进行研究,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有哪几点,对其存在的合理性又有何种争议?这样的行为与我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是否相符？由于行政执法行为在社会存在中的广泛性,使得诱惑调查行为大量存在于治安、交通、环境、卫生等行政领域,而行政主体做出的此种行为又在一定程序上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此外,我国并没有在立法上对有关行政执法中有关诱惑调查方面的问题加以规定本文通过一定的比较和分析可知行政主体在执法中的诱惑调查行为与行政法的合法行政原则和合理行政原则是否相符存在一定的争议,同时,在某些重大复杂案件中的诱惑调查却文能够弥补一般行政执法手段的不足而使得取证效率大大提高。因此,如果想使行政诱惑调查能够避免其危害并发挥其正面的作用,那么,行政诱惑调查行为应当从立法及其他的相关方面对其进行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