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演进，跨国公司成为世界各国之间竞相争夺的主要对象。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重新重视实体经济，回归制造业，吸引跨国公司进行投资。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在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中国实体经济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现象愈演愈烈，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金额高达906.04亿美元，已经在国际贸易、就业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外资撤资作为研究对象，在测算外资撤资企业数量的基础上，试图从影响因素、经济效应、政策启示等方面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可以区分为投资和撤资两个方面。学术界对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研究的开始时间较早，且研究成果颇丰。而对跨国公司撤资行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多数研究是站在跨国公司的角度，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的微观数据，从跨国公司战略调整、全球生产网络调整、撤资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撤资过程、撤资效率等方面进行研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的研究较少。
　　本文基于中国统计数据，从东道国如何更好利用外资的角度，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进行分析，测算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规模（即企业数量），并对外商直接投资及其经营状况进行分析，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撤资的原因和出路,测算外资撤资的经济效应。
　　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撤资则是跨国公司将资本撤回母国或转移到第三国进行投资。因此，本文试图提出“外商直接投资撤资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并将贸易摩擦作为外资企业撤资的一个影响因素或外生变量。此外，本文从外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出发，并假定外资企业的生产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尝试建立“基于最优资本存量的外资企业撤资理论”，并根据该理论构建相关计量模型，进而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撤资问题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外资企业的成本、税收水平、税收优惠程度等微观环境因素，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政府债务水平、贸易摩擦程度等宏观环境因素，均对外资企业的撤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与此同时，基于中国统计数据，本文也测算了外资企业撤资在生产、就业、税收、国际收支、技术进步等方面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
　　本文指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拥有某些独特的优势，例如，迄今为止仍然维持的中高速经济增长率、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较为庞大的科技研发队伍，以及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和不同经济区域之间显著的经济差异等。这些优势的发挥，不仅可以从量的方面发挥外资撤资的减震作用，而且可能从质的方面促进外资的结构升级。为了发挥上述优势的作用，本文提出了以下改革思路和建议：1）建立外资企业撤资的应对机制，包括外资企业撤资前的预警机制和撤资中的政府介入机制；2）优化微观环境因素，包括发挥“人才红利”、“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巨大的市场规模”等新的资源禀赋结构优势，合理控制生产成本，以及优化税收政策，通过“减税降费”、自由贸易试验区优惠政策等合理降低外资企业税收水平；3）防范化解宏观环境风险，包括控制政府债务规模，降低政府债务成本，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化解政府债务风险；4）加强国际合作，尤其是创新区域性经济合作机制，优化对外开放新格局，缓解贸易摩擦带来的负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