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行政诉讼中确认违法判决的文章。确认违法判决在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在立法上也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在实践中的应用更是千差万别,远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首先在对确认违法判决的定位上不清,传统上认为确认违法判决是属于确认判决,而后者作为一种判决又同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相并列,但在具体比较研究时往往又把确认违法判决从确认判决中分开,有时又不加区分说明将确认判决与其他判决进行比较,造成理论上、逻辑上的混乱。其次是对确认违法判决本身认识不清,尤其是对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与其他确认违法判决的规定混淆,这不仅仅是我国立法上的问题,更深层次上是对确认违法判决本身、确认违法之诉认识不足造成的。再次是对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要件认识不清,司法解释中的前后规定没有形成一个体系,没有内在的逻辑,没有形成合理的以原告诉讼请求为中心的判决制度。如何解决以上的问题,笔者考察了国外对确认违法判决制度的规定,其中在英国存在的是仅仅具有宣告意义的判决——“宣告令”,同样如此具有宣告意义判决的还有美国的“确认判决”；但在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国、日本、法国以及受大陆法系国家法律影响的我国台湾地区,则是从诉讼类型的角度出发,来作出确认判决,如法国的“解释及审查行政决定的意义和合法性之诉”,德国的“确认已经不再产生法律效果的行政行为的违法性的继续确认之诉”,日本的“不作为确认违法之诉”,我国台湾地区的“确认之诉”。尤其具有典型意义与代表的是日本的“不作为确认违法之诉”,这是将确认违法之诉更进一步进行限定,更加针对原告的诉求。同时日本首创的“情况判决”也被我国借鉴并规定在《司法解释第58条》,但我国的规定显然更需要改进。笔者在分析、比较、借鉴的基础上,在本文中重点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确认违法判决的定位问题,具体包括在判决体系中的定位,在价值上的定位；即确认违法判决在判决体系中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应被笼统的称为确认判决,同时确认违法判决的价值定位应围绕原告的诉求、原告的权利；二是确认违法判决的几种形态,笔者将其划分为基础确认违法判决、一般确认违法判决与情况判决；三是在几种形态划分的基础上对其适用要件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适用要件的层次化,即基础确认违法判决对应简单适用要件,一般确认违法判决对应严格适用要件,情况判决对应最严格适用要件笔者坚信一种美好制度的建立离不开相应制度的完善,故在完善确认违法判决制度的同时,提出了相应制度的完善,如创设客观诉讼、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预防性判决等。限于自身的能力,限于时间与精力,笔者在对确认违法判决制度进行完善的过程中难免有诸多欠缺,况且一种新的理论总是在不断完善中成长,如果藉此能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一些帮助,则达到了本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