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息时代,个人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已经成为人们重要消费对象。与此同时,个人信息泄漏、电脑账号被盗、垃圾短信频发等个人信息侵权事件频频发生,其被泄露和滥用的情形已经触及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对个人信息主体造成生活不安宁、精神恐慌、财产利益损失等不利影响。个人信息保护自然人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理当引起重视,然而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被侵权人却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究其原因,我国立法及司法对个人信息界定不清,并将其纳入隐私权保护体系之中,这造成了我国法院对个人信息侵权案件处理各异,个人信息得不到全面保护。对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的前提是对个人信息进行法律界定,以确定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方式。但是,在我国立法中,个人信息的概念规定过于模糊和抽象,不能很好的解决实际案例中的争议,仍存在需澄清的地方。笔者认为个人信息是自然人独有的、与个人相关的、具有识别身份性的所有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编号、护照编号、基因、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病历、性生活、犯罪前科、联络方式、网络痕迹。其中与“个人相关”可以从信息的“内容”或“目的”或“结果”加以考虑,满足其中一个因素就可以认定为具有“个人相关性”。“可识别性”可以通过客观的识别方法来判断,穷尽一切信息控制人为利用个人信息可能的合理的方法仍不能识别,则表明此非个人信息,反之则为个人信息。学术界界定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学说:隐私权说、人格权说和财产权说。其中隐私权说来源于英美法系,实质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人格权,因此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争议就是个人信息属于我国传统权利分类中人格权还是财产权的争议。争议的来源在于个人信息具有财产利益。通过厘清个人信息概念和特征,可发现个人信息与人身紧密相联,具有强烈地人格属性;其上的财产利益也不具有一般商品的天然性,乃是自然人身份识别的后果。单独的个人信息本身并不具有商业价值,其商业价值只有通过锁定特定自然人才会予以释放,所以,人格属性是个人信息财产利益的主要来源。个人信息财产利益本身不具备独立性,实质上属于人格权下的附属利益,个人信息属于人格权。当前我国采用隐私权保护模式对个人信息进行法律保护。不同于英美法系,我国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前者注重私密的保护,后者注重信息自决,这导致我国仅仅依靠隐私权的相关规定对个人信息的内容进行保护有着很大的现实局限性。尽管隐私权能在保护个人信息时发挥一定功能,但仍与信息主体的实际诉求存在差距,并且作为一项具体人格权的隐私权,其内涵扩张有其既定界限,无法通过对隐私权的解释来填补上述差距。鉴于我国隐私权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通过一般人格权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而言,相对于隐私权,一方面,一般人格权可以为个人信息开拓一个更为广阔的保护范围;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可以为个人信息提供财产利益方面的保护。把个人信息归入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仅仅为个人信息的侵权救济提供了可能。一般人格权为框架性权利,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非绝对性权利,以一般人格权维护个人信息权益,对其进行侵权救济,需要通过利益衡量来平衡各方利益,达到最优效果。个人信息流转过程涉及多方主体,最明显的对立矛盾来自于信息主体与信息控制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需求利益往往是“隐瞒”,信息控制人对个人信息的需求利益往往是“利用”,而在社会生活中,同一对象需求利益的满足往往具有排他性,个人信息满足一方利益的实现,将导致另一方利益的不被满足。当在法律制度并未进行相关规定的情况下,若实施不适宜的利益分配制度将会加剧利益冲突。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长期处于被非法收集、买卖,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受到侵害的状态,而信息控制人却从中获取大量的经济利益。法律制度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利益衡量后的利益平衡状态,通过具体侵权规则的设计促使个人信息流转中利益分配更加合理与平衡。在具体侵权规则设计方面,笔者认为我国个人信息侵权宜采过错推定归责原则,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后,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同时将利益衡量贯彻于四个具体的构成要件:1、过错;2、不法行为;3、损害事实;4、不法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过错方面,对行为人的注意义务采用法定标准和善良管理人双重标准,有法定的标准时适用法定的注意义务标准,无规定时,适用善良管理人标准;在不法行为方面,对个人信息侵权的环节进行划分,将不当收集、不当利用、不当管理均列为不法行为;对于损害事实,宜采“自身可诉性损害”理论,即只要存在对个人信息的侵害事实,并不需要更深层次的详细的证明自身因为被告的不法行为而引起的损失,就可以要求被告来担负相应的侵权责任;对于不法行为与损害事实的因果关系,个人信息侵权构成要件中的不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认定并无特殊性,适用因果关系一般理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