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40年代中国开始卷入世界秩序当中后,以“生存竞争”为核心内容的进化学说,逐渐成为一种被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推崇的主义,这套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内容,被解读为这一“公理”在现实政治生活与国际秩序中的具体体现。正是这种“优胜劣败”的“必然”促使着杨度去思索探寻一条能够实现中国富强的宪制之路。在引言部分,主要介绍了进化主义在中国登场的时代背景。近代中国在同西方文明的遭遇中败阵下来,被迫卷入到世界秩序当中,古今、中外之间混杂着种种抵牾和冲突。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中国人既将目光投向历史的深处以拾取实现民族复兴的智慧,也试图从西方寻找强盛的秘密。在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杨度的生平经历.从早年留学日本,到鼓吹金铁主义,首倡国会请愿运动,民初转向赞成共和,又主张君宪救国论,发起筹安会,杨度不厌其烦地为中国指路。可最终清王朝却是王气渐失,兵气日盛,随后而来的民国在经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闹剧后,也将杨度的君宪梦击了个粉碎。在第二部分,论述了杨度在进化论影响下所形成的其独特的思想。从决定论与决心论之间的取舍、杨度的民族主义观、国粹保存主义与欧化主义三个角度分别展开论述。通过论述得出,进化主义在杨度那里充当的是一个“药引子”的功能。这个“药引子”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对中国危急的现状发出警告,告诫国人要行动起来,然后又给予行动就能改变积贫积弱现状的宽慰。在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杨度基于进化主义所形成的宪制架构。进化主义在“发出警告”之后,而重中之重是要“行动”。因此,进化语境下的宪制,只被杨度视为某种解决治乱问题的新工具。结语部分,揭示了杨度在进化语境下对宪制探索的一个重要启示,不管其架构有无实现,在任何时候思考中国问题都应当从国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