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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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在秦朝时期已经出现行政区域的划分。到元朝时期,又建立了行省制度,这一次重大的变革为以后省级区划的设置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意义。民国时期,又建立市镇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区划调整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不断地做出新的尝试,试图找到一条合理且高效的行政区划路径。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是第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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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在秦朝时期已经出现行政区域的划分。到元朝时期,又建立了行省制度,这一次重大的变革为以后省级区划的设置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意义。民国时期,又建立市镇制度,这一制度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区划调整对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并不断地做出新的尝试,试图找到一条合理且高效的行政区划路径。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时期是第一个阶段,此时新政权刚刚成立,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通过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使得各地政府能够最大化地发挥当地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行政区划的调整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行政区划的调整不再是为了巩固政权,而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第二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是否具有实质性的作用有待探究。因此为了探究行中小城市经济增长与政区划调整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撤县设区这一政策进行研究。通过分析行政区划调整的历史脉络以及时间和空间特征来探究我国的区划调整发展状况。然后运用双重差分法来进行实证检验,并进行区域和行政等级异质性的分析,然后进行了一些的稳健性检验,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用PSM-DID的方法进行回归。最后,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变量引入,分析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以发现撤县设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路径。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1)撤县设区已经成为当代主要的行政区划调整方式。通过对前几年行政区划调整的情况进行分析,可知区划调整的方式包括撤设、合并、析置等多种方式。而上世纪实行较多的是撤县设市政策,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大面积的实施与扩张导致了城市病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因此,国家又将主要的方向转向撤县设区,以期通过大城市带动小城市经济发展,形成规模效应。(2)撤县设区能够显著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基于多期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来检验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净效应。通过实证结果可知,不论是将人均GDP作为被解释变量还是将GDP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撤县设区政策这一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并通过了5%显著水平的检验,即撤县设区这一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3)撤县设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理区域异质性和地区行政等级异质性。本文将我国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开,分别做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撤县设区对地区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作用,但对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表明撤县设区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通过对我国直辖市非直辖市分别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撤县设区对我国直辖市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非直辖市的作用并不显著。证明了撤县设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存在行政等级异质性。(4)就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而言,撤县设区在短时间内,并未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产业结构的“量”来看,实证检验的结果均不显著,表明撤县设区在短时间内没有推动产业结构“量”的升级,即地区的产业结构未能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而从产业结构的“质”来看,实证结果的系数显著为负,证明撤县设区在短时间内对产业结构的“质”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即撤县设区没有推动产业结构向经济服务化方向发展。但通过时间效应的检验,在政策实施后的前几年,负向系数越来越小,即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的负影响越来越小,并且在政策实施后的第四年,撤县设区对产业结构的“质”和“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要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未来至少还需要4年以上的时间,进而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促进经济的增长。最后,为了推动撤县设区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结合现实情况与本文研究的结论,分别从撤县设区的撤设标准、区域发展异质性以及产业结构的建设几个方面提出了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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