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轮的全球化浪潮中,中国凭借人口红利等低成本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割体系,成功跻身全球进出口第一大国,然而这种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也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备受诟病的焦点所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一方面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贸易保护主义态势严峻;另一方面国内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对外贸易增速放缓,中国的贸易环境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构建对外贸易的新型比较优势,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此获取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新发展,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已有研究指出,一国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受到契约执行效率、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发展水平等制度质量的影响。通过深度参与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割体系,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引导国内产业向高端价值链延伸,而且能够倒逼国内的体制改革,在与国际接轨中更加机制化和法制化,构建和挖掘新型的制度比较优势,提升国内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本文根据Hausmann et al.(2007)提出的做法,使用2002-2012年HS92二位数产品出口数据,计算了中国大陆30个省级单位(西藏除外)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结果表明:(1)从产品上看,2002-2012年中国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2002-2010年各类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差距不断扩大,但2012年相对收敛,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增幅较快的产品包括船舶类、机电类以及纺织类产品;(2)从区域上看,我国省级单位出口技术复杂度均得到明显提高,东部优于中部优于西部,区域差距逐步扩大,但呈现出"齐头并进"式的演变模式;(3)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人均GDP存在较强的拟合关系,但这种拟合偏度有所扩大,出口技术复杂度的"Rodrik悖论"愈加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分别运用OLS估计方法和系统GMM估计方法,从整体和分组两个层面对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制度质量在所有地区的实证检验中始终表现出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显著促进作用,其中以市场化指数进行衡量的总体制度质量、以知识产权保护衡量的法律制度质量以及金融制度质量的推动作用最明显;(2)高级人力资本是促进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快速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不管是整体静态、整体动态还是在东中西部的分组回归中,均表现非常稳健的显著性;(3)低端劳动力对全部省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对西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这表明,中国的"人口红利"确实已经逐步消失;(4)FDI对全部省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果主要体现在东部和中部,而对西部地区不明显,但是加工贸易在整体和分组层面均不显著,说明加工贸易不是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主要原因;(5)基础设施这一传统因素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研发投入则没有表现出积极显著的影响,这或许与当地企业的研发模式以及吸收能力有关。因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加快培育和积累高级人力资本要素,全面深化改革获得持续性的制度红利,以此进一步深度融入国际生产分割体系,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对外贸易以及地区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制度质量的角度,着重分析了整体制度、法律制度和金融制度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以中国30个省级单位为观察对象,着重考察中国不均质的制度质量对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OLS和系统GMM回归分析方法,对整体层面和东中西部的分组层面进行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