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和城镇化引起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社会空间转变会给个体带来一种全新生活体验,使之面临全新生活环境,作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农民工不得不面对城市适应的问题。学界在关注农民工整体的城市适应情况时,也应该看到不同性别或职业的农民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具体情况。伴随着城市家庭服务行业的发展,许多农村女性离开家乡从事家庭服务工作,逐渐成为进城就业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从事其他职业的农民工,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显然更多时间、也更近距离接触到城市社会的方方面面,适应对于他们既是完成工作的要求也是融入社会的条件。适应城市并非只是行为和规则的单向学习,还包括深层次的接受与认同。因此对于家庭服务从业人员来说,他们在适应城市的实践过程中会遇到更加多样化以及“时差”和“代差”问题,有必要更加深入开展针对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研究。广州的家庭服务业是国内发展情况较好的城市之一,从事家庭服务工作的保姆主要为外来农村妇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研究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论文通过现有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十位广州保姆的深度访谈,从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四个层面研究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城市适应的现状、特征以及面临的问题,结合场域理论分析影响城市适应的主要因素,发现城市适应的变化趋势,并得出相关结论和政策建议。从农村到城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经历的不止是场域的转移还有生活实践的转型。于是论文将城市适应形象地看作场域转移的过程,农村、城市和具体的实践场域分别对城市适应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城市适应则会在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适应状态和特点,呈现出一种趋势性适应。当前广州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状态主要处于过渡适应期阶段,即表现为具备基本的经济基础、适应意识逐渐增强、多维度的主动适应和身份认同冲突。研究显示,经济适应是实现城市适应的最重要指标,适应城市的生活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社会适应并不理想,表现为职业主导下的选择性适应;文化适应为半同化状态,基本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与模仿;心理适应有待提高,现实环境制约进一步的城市认同与融入。总体而言,广州市家庭服务从业人员的城市适应已脱离完全的生存理性。尽管离真正的城市适应还有一定差距,但自我肯定与认同相对提高,权利和平等逐渐凸显,共同促使他们更加积极和能动地适应城市,朝着更全面、深度的适应状态发展。面对城市适应过程中政策安排滞后、城乡惯习差异、个体资本不足、过客心理阻碍,社会各方包括家庭服务从业人员应该积极主动地通过学习提升城市适应能力、各级政府应该从社会公平正义、权益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制度和政策方面营造有利于社会融合的大环境,努力化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矛盾,共同促进城市文明进步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