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款是行政执法中运用最为频繁的一种制裁形式,同时也是问题最多的法律制裁。其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罚款泛滥,罚款设置与适用相当随意;二是罚不止禁,罚款对违法的惩罚与预防效果不佳。目前,学界提出的罚款治理路径主要有三个:立法治理、行政治理、司法治理。然而,上述治理路径采用的主要是技术性的进路,没有从探寻罚款的客观依据的角度入手,无法对技术性处理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如果罚款与赔偿一样具有补偿性,成为对某一客观损害的填补,那么就可为罚款客观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对于罚款是否具有补偿性这个问题,本文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逻辑展开。在"是什么"部分,回答何为补偿性以及罚款补偿性的现实表现。在"为什么"部分,分析罚款何以具有补偿性。在"怎么办"部分,探讨罚款补偿对象与补偿方法。第一章:补偿性的内涵。补偿是一种不同赔偿的责任,其不同之处在于补偿无需以行为人的行为存在可非难性——主观方面有过错或行为客观上违法为前提。补偿性是对民事制裁,特别是损害赔偿特殊功能的描述。补偿性抽象掉了补偿责任的价值判断,仅仅强调对损害的填补这一客观事实。补偿性的形成需要具备如下条件:损害已经发生,填补数额不超过损害,填补手段为一般等价物金钱。第二章:罚款补偿性之表现。按照补偿性的涵义,罚款补偿性即指以罚款方式填补已经发生的损害。罚款补偿性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而且已在实践中渐露端倪。在域外,罚款的损害填补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填补公益损害、填补私益损害、以和解方式解决罚款争端。其中,和解机制是补偿性在程序上之体现。在域内,罚款补偿性的上述表现在立法与实践层面不同程度地有所反应。法律规范上的体现是提出罚款补偿性的立法依据,实践中的问题与动态,则是该理论的实践佐证。理论与实务当下实践表明,提出罚款补偿性理论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第三章:罚款何以具有补偿性。罚款之所以表现出补偿性是由一些主客观条件决定的。法律制裁的报应观,强调制裁应当以违法造成的损害为限度。罚款的制裁性,使其具备了补偿性的潜在条件。罚款是一种特殊的制裁,具有金钱标的性、财产转移性、行政性与公益性,使其实际上具备了补偿的条件。罚款与赔偿的"混同—区分—趋同"关系演变史,是罚款补偿性的实践依据。二者的混同说明罚款曾经发挥过补偿作用,二者区分的相对性揭示的是罚款与赔偿在功能上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以惩罚性赔偿为代表的二者趋同化现象昭示罚款补偿性符合制裁发展趋势。归根结底,罚款补偿性源自法律制裁的性质与其演变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第四章:罚款补偿性与惩罚性的关系。罚款是惩罚性的,是当下主流认识。罚款补偿性,必然面临来自罚款惩罚性的冲击。罚款的惩罚性,源自行政处罚的惩罚性。处罚的惩罚性建立在处罚作为制裁的基础之上,而制裁的本义就是惩罚,即将违法之后果反加诸行为人。处罚惩罚性的"超额性"——超过原有义务的范围——的解读,立论基础受限,无法涵盖所有处罚类型,与实际情况多不相符,难以令人信服。在具有补偿功能的制裁形式中,制裁惩罚性功能与补偿性功能可以兼容。罚款便是此种类型的制裁。罚款补偿性与惩罚性兼容的表现有二:罚款是通过对损害的填补来实现对违法行为人惩罚的;罚款对行为人而言是惩罚,对受害方而言是补偿。第五章:罚款的补偿对象。被处以罚款的违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仅造成行政公益损害——公共管理秩序的破坏,二是同时造成行政公益与私益的损害。虽然行政手段也具有保护私益的功能,但这种功能主要限于私益损害的制止与预防。基于对私益主体人格及私法自治的尊重以及私益行政救济功能的局限,私益损害的填补主要是通过民事赔偿来实现。由此,罚款可以填补的损害只能是行政公益损害。行政公益损害的救济,也有司法救济与行政救济两种。在违法造成双重损害情形下,无论私人诉讼,包括针对私益和行政公益的,虽具有一定行政公益损害救济功能,但均不具有行政公益损害填补功能。行政公益救济的路径,宜以行政救济为主、以私人公益诉讼为辅。可以说,行政公益损害需要通过行政救济来填补。尽管行政公益损害的难以金钱确定性给其作为补偿对象带来了困难,但不影响行政公益损害的客观性和可补偿性。行政公益损害可以通过将其转化为具体、易金钱计量的各类成本进行量化。第六章:补偿视域下的罚款。罚款具有补偿性,使罚款吸收赔偿方法成为可能。罚款对赔偿方法的借鉴,主要可从补偿范围、补偿程度两个方面进行。在补偿范围方面,是否设置罚款应以行政公益损害的存在为前提,同时还需兼顾罚款与其它行政公益救济手段之间的衔接。在补偿程度方面,罚款基准上可依次选择行政公益损害,违法所得,法定损害;在乘数倍率上须考虑罚款基数、查获概率、违法行为总量等因素;在罚款上限上,宜与物价水平挂钩。罚款用途是罚款现实问题的核心诱因,罚款使用的关键是保持其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