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从启蒙时代起，思想界所做的是不断的“祛魅”，来摆脱“神性”的束缚，为了给理性的自由争得全部天空，理性与神性从一开始就处于敌对关系。在韦伯意义上的现代性概念，其核心是理性即主体性，表现为世俗化的“祛魅”过程。现代性要前进，力求清除宗教神性的障碍，在此角度，则可用“现代性”指代“理性”。那么，神性与理性的矛盾，便即是神性与现代性的矛盾。要现代性，便要“祛魅”，排斥、拒绝信仰，从而把问题转换成“信仰”与“现代性”的矛盾。总之，启蒙理性拿自由与上帝对抗。当启蒙理性不顾一切地拿自由与上帝对抗时，却极端地造成了“一切皆有可能”的狂热理性造就现代性的可怕后果……到了十九世纪中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用小说的形式，大胆质疑信仰与现代性的矛盾。由于对虚无主义理念的探究及其知识社会学的把握，使陀氏之于现代性思想的贡献，已完全超越了诸如现代化理论的视野。因为他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东正教思想的作家。但试图从他的作品中总结出“二二得四”的宗教规律，将是永远徒劳的努力。这又是因为他本人也不可能长期地与理性为敌。正像他在1870年2月25日写给麦可夫的信中所说“折磨我的意识与潜意识达一辈子的问题：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追求、斗争、动摇和信仰的时代”中的作家，陀氏力求分析社会生活所提出的迫切与病态问题，并对其做出积极的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之所以震撼现代人的心灵，是因为其中有思想，有观念，有理想，正如他在给施特拉霍夫的信中所言“我的重点不在小说，而在观念”。这位作家经历过被送上断头台执行枪决、等待死刑的精神折磨，李震先生讲“这种惨无人道的措施，在犯人的精神和心理上造成的威胁是难以估计的。”在此后的四年苦役犯生活中，使他对人心、人性、俄国民族、信仰问题、道德问题，有了极深刻的见解，表达在他后来的作品中——都是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人之重要性的问题，永恒、痛苦和罪恶的问题。本论文从为陀氏奠定文学声誉的长篇小说《罪与罚》入手，以《罪与罚》中的思想意向为解码依据，在学理上梳理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文学作品，所传达的信仰与现代性的深秘关联。本文的问题意识将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当下现代性语境之间的深秘关联来展开，把拉斯科尔尼科夫有罪而无罪的“无辜”，作为信仰与现代性之间逻辑勾联的入思界面，通过诠释学——现象学——辩证法三位一体式的文本解读，证得信仰之于现代性有效而有限的克服。《罪与罚》中，陀氏将“自由”这一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作为探讨对象，来引出一系列问题：“拿破仑”思想、“虱子”理论、无神主义、虚无主义与东正教信仰之间的似清晰又模糊的关系。即使作家本人也不敢评断说：拉斯科尔尼科夫有罪?或无罪?这里的疑惑很值得深思!倘若，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是在他的杀人试验中展示他的“犯罪有理”论，我们就无法感受，人在自由的唆使下，对灵魂背叛的力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背弃神性与“罚”的描述中，更看重罚。因为罚的存在，说明着道成肉身的意义，说明着人对苦难的感受与对获救的希望……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一个人否定了信仰，必自视为超人，有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自由。谁这样立论，在潜能中就已经是杀人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集中了现代世界的危机，就如在一座尖峰上，使我们看到了这危机的特质；但还是在他身上，活跃地勾画出一个答案，使我们在荒原的旅途中看到一篇光辉的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是经过多年的挣扎、历练、考验之后，才炉火纯青的!他不赞成当时日渐抬头的自由主义。因为那是一种只顾个人利益，不管他人得失的自由，其后果是不道德的自我主义。他整整一生都对基督有一种特殊的、专属的爱，而他也是那种宁可以基督之名摒弃真理的人!他在《罪与罚》中告诉我们，在我们内在的黑暗中有光，而那光是基督，即使是最低贱的弃民仍留有神的形象，仍有与神相似之处，我们必须把这样的人视为邻人而爱之，必须尊重他的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我们带到非常黑暗的地方，但他并没有任黑暗作最后的发言人……因为跟着黑暗并行的是伟大的光明……陀氏的基督是荷光者，是圣约翰的基督教。对信仰作现象学还原论证，重树信仰与现代性的关系，阐明信仰对心性失序，有效而有限的克服，结合到我国正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陀氏作品中所预言的现代性及其后果进行探析，这也正是本论文写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