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交机构的设置直接影响到外交决策机制运行的效率、决策的科学性,甚至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对外关系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外交机制中“中枢机构”的设置对外交决策更是起到关键影响。当前,在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外交事务性工作增多,外交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设置“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增强外交决策的效率、科学性等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从鸠山一郎时期日本设置了国防会议,开始了外交决策“中枢机构”改革的探索。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期间提出“日本版NSC”的构想并大力推动,但最终未能成功。2012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就再一次大力推动创设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2013年12月3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最终成立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通过“四大臣会议“、”九大臣会议”、“紧急事态下不固定大臣会议”对日本外交政策、防卫政策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与制定。它使得传统政党、官僚、财界构筑的“三角柱”模型发生了变化,首相主导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为核心,政党、官僚、财界为支撑的“金字塔式”结构逐步形成,日本外交决策机制设置进一步完善,外交决策机制运行更加高效,决策过程的科学性进一步增强。但是,因为日本在政党政治、右翼保守思想和势力的存在等原因,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设立也带来了一些负面问题,特别是在对外关系中“突变”的风险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