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在整体性危机的背景下,开始了建构“民族国家”的进程。将妇女个体从作为“王朝国家”基础结构的“家庭”中解放出来,被知识精英视为建构“民族国家”的起点。妇女解放与民族国家勾连在一起,并通过妇女与家庭的关系来表征。20世纪上半叶,不同政府和党派分别借鉴英日、法美和俄国的经验来建构民族国家。与此相适应,妇女以“离家”或“回家”的方式内嵌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模式中。这一阶段,妇女实现了“身体解放”与“精神解放”,奠定了解放的基本模式:走出家庭,参与社会。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以“离家”为标志、以“同一平等”为理据、以“生产劳动”为标准,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推动了妇女的解放。妇女走出家庭,以史无前例的广度和深度参与社会事务,成为“半边天”,实现了“社会解放”。但是,以国家为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的解放,是高度一元化的,内含异化机制。8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转型社会。市场经济与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就业问题突出。“妇女回家”作为解决方案出现了。在80年代、90年代和2001年的“妇女回家”大讨论中,学界、政府、组织乃至个体都参与进来,从各自的立场与利益出发进行话语博弈。这一时期,妇女解放与“离家”、“工作”的关联被解构;妇女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对立统一”的特征;妇女在“差异平等”与“多元选择”的背景下,开始了“人的解放”与“女人的解放”的探索。对妇女的言说是借助一定的载体进行的,载体主要有国家的妇女制度、政治领袖的妇女思想、知识界和社会大众对于妇女问题的讨论。本文将考察在清末民初、社会主义初期和改革开放三个阶段,妇女在国家制度、政治领袖、知识界和社会大众话语体系中的领域定位,探讨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妇女“离家”、“回家”的具体互动,并从历时性的视角勾勒出中国妇女解放的总体趋势及其与民族国家的系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