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陕南丘村为田野,以村庄公共生活为研究对象,展示和理解转型期村庄公共生活的形式与内容变迁,进而理解作为多重意义实体的村庄经历20世纪80年代以来若干重大社会变迁后的当下性质。本文认为,村民关于公共生活的集体记忆表达了他们当下的生存体验,以此复制出作为生活共同体、功能团体和治理单元的村庄性质。在国家治理转型与市场体系建立的双重侵袭下,村庄公共生活的形式与内容发生了转变。触及底层的权力实践沿着科层化之路,尝试融入现代国家与公民个体的直接关联,却弱化了公共生活的权力之维,消解了村庄组织性公共生活,简化了村庄成员资格获取程式,吸纳、消解着村庄治理单元意义。权力实践的村庄场域呈现出现代国家建构村民个体直接关联时因治理单元的孱弱而缺乏有效的过渡手段和方式。消费改变生活,市场化改变着村庄交往生活。村庄生活的交往规则与秩序被市场化重组,生活共同体生长出异质区隔。村庄内部因异质区隔无法实现规则与秩序的自我循环。作为区隔对象的部分村民无力参与村庄交往生活,转而进入宗教世界,在宗教世界获得心灵安慰,寻求交往生活,体验交往愉悦,定位现世意义。村民个体伸展着自我逻辑,导致紧密生活的松散转型,使得公共舆论呈现“有道德期待,无实质惩罚”的底线道德困境。村民相互间的行为期待衰退,村庄作为共同体的意义消沉,横向整合被强大的垂直力量碎片化。本文最终得出结论:转型村庄公共生活具有“私密”特征,自我逻辑伸展和“有道德期待,无实质惩罚”是私密特征的主体与功能层面呈现;村庄结构异质并生长着区隔,在于村民个体自我逻辑及自我边界的时空萎缩;自我边界的时空萎缩无力交织起村庄生活的实体边界,消解了作为多重意义实体的村庄;转型村庄在形式与实质层面是无主体村庄。无主体村庄的村庄性质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应以村庄为本位,可能的路径是解决村庄生活中有闲暇时间却无交往生活的弱势与边缘阶层的交往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