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道光时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此种局面的形成与两位皇帝对国家的治理不无关系,而官僚集团尤其是汉大学士在政权运行、国家治理方面的因素同样不能被忽略。嘉道时期汉大学士均为进士出身,且在入阁前担任过乡试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内阁学士及地方学政,这些官职或差遣的特殊性为以后的晋升提供了便利。嘉道时期除王杰、董诘和潘世恩为超授内阁大学士外,其余14人均以尚书或总督在被授予协办大学士之后入阁。入阁人员年龄偏大,使得这些人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充足的社会阅历及较强的处世能力,但同时也造成任职时间偏短的原因之一。其中任职时间较长的大学士具有极高影响力与威望,造就明哲保身的心态,这对清朝政局是极为不利的。内阁大学士权力逐步受到约束,但通过兼任其他官职实现参与国家治理途径的方式。首先,入值军机,兼任军机大臣总揽政务,在品衔与职权上达到高度统一,大学士兼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曹振镛,对道光帝在政策及决策上产生极大影响。其次,兼管部院,管部大学士在部内具有事务决策权,但对于一些专业性极强的部门,只能倚重尚书、侍郎等这些长期在某部任职的堂官与司官,造成职权虚化问题。第三,兼任科考教习官,是有一定时间期限的兼署官职,其中朱珪曾在上书房担任嘉庆帝的老师,对嘉庆时期的施政方针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最后,留任总督,选择实干且对处理地方政事有经验的大学士官员,以大学士留任地方总督的蒋攸铦,在入阁前有丰富处理地方政事的经验,且敢于任事直言直谏,但他们职权范围仅在地方,且人数不多时间不长,很难发挥枢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