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地区的产业布局及产业调整基本上遵循的是以垂直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即日本处于领先地位,“亚洲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居于其后,东盟国家(主要是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居于再后。与此相对应,东亚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也呈现出梯度发展模式,不同层次国家的出口分别集中于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段时期东亚经济的发展体现了典型的雁行形态：日本凭借资本技术优势,挤身世界强大的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东盟国家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90年代开始,随着东盟和中国等后进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迅速发展,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日益密切。东亚各国家也以此为契机,在技术、资本、劳动力市场展开了全面的合作。但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各国之间原有垂直分工的格局有所打破,处于“雁尾”的东盟和中国抓住机会,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参与到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体系中来,从而使得东亚产业布局的水平分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各国的贸易结构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在原有的“雁行模式”基础上,值得关注的是自从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以来,原本处于“雁头”的日本和处于“雁尾”的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日本一直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国。尤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国内产业结构加快升级换代,而日本作为邻国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将国内逐渐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基于此,两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往来更为密切。2006年两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近几年中国始终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也成为了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这一系列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及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关注。 针对这种情况,本文将站在原有的“雁行模式”角度上,重新思考与定位东亚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于“雁头”的日本和处于“雁尾”的中国的关系。本文在分析过程中,利用近20年来两国贸易上的统计数据,根据技术层次差别选取21个典型产业为代表,运用非参数统计中的spearman秩相关检验,对两国间产业结构,产业比较优势以及产业转移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并结合计量经济学中的VAR模型和VEC模型,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电子产业做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同时利用VEC模型中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对变量JAPAN和变量CHINA的走势进行预测,其结果显示,中日两国的电子产业在美国的出口份额大致呈现新的雁行形态分布特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目前在原先的“雁行模式”中,处于“雁首”的日本和处于“雁尾”的中国已经开始发生产业转移,日本的确在将部分国内已发展成熟,并失去成本优势的产业逐步转移到中国,同时还可以将这一现象看作是对“雁行模式”的一大补充,上世纪的“雁行模式”在进入新世纪后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文章的最后部分总结了“雁行模式”新变化,同时对于中国承接日本产业转移的前景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及可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