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化石能源的大量消耗,由此产生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和污染气体,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面临全球变暖、能源枯竭、大气污染的环境下,控制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已经成为人类迫在眉睫的任务。现阶段,虽然人民的福祉不断提高,但我国仍将经济发展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所以,本文探究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并探讨二者之间互相影响的有关路径,进而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原来Tapio弹性系数的基础上,构造了新的弹性指数,即以某一年为固定基期的脱钩情况。为此,本文对新的脱钩指数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践应用。该指标旨在探究长期政策的作用,较逐年脱钩具有一定的优势。其次,本文分别从国家和地区层面分析了碳排放脱钩和雾霾脱钩现状,以便从整体和局部上,把握脱钩的变化趋势。然后,本文对碳排放脱钩和雾霾脱钩进行了深层次探究。利用LMDI-IDA对两种脱钩进行了分解,探究其影响因素的贡献量,准确把握降低脱钩指数的政策导向。利用弹性系数的概念,对敏感系数模型进行了推导,探究脱钩指数对影响因素的敏感度。同时,本文还探究了脱钩中的技术效应和非技术效应。最后,由于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减排的双重压力,本文探究了雾霾脱钩与碳排放脱钩之间的协同关系,利用面板数据,基于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究了碳排放脱钩与雾霾脱钩之间协同关系变化的时空变异。不仅如此,本文还继续探究了各碳减排因素的脱钩与雾霾脱钩之间的协同关系。基于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基于新的脱钩指数发现雾霾脱钩分解中,人均GDP是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排放系数是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相比于旧脱钩指数,新脱钩指数的各因素贡献的趋势性很强,人均GDP、排放系数和化石能源占比的驱动作用在减弱,而能源强度的驱动作用在逐渐加强。在GTWR结果分析中,新的脱钩指数的拟合度远远高于旧的脱钩指数。在东部和中部,能源结构、产业结构、能源强度、技术进步和劳动占比的系数情况相似,但也存在着差异。然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人口对脱钩指数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在西部和中部,除了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技术进步的系数符号相反,西部地区的其余影响因素的系数情况与中部基本相似。(2)2001-2014年间,碳排放脱钩仅出现了两种脱钩状态:弱脱钩和增长连接。各省的脱钩状态基本都是3种以上:弱脱钩、增长连接和增长负脱钩。人均GDP是主要的贡献因素,人口的贡献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均GDP的贡献先上升后下降,人口的贡献基本没有变化。负向驱动因素是:排放系数、能源结构、能源强度和人口占比,其中,能源强度的贡献最大。大部分地区的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劳动力占比、城镇人口和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与GDP的脱钩指数的影响是正向的,各地区的系数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变异。其中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区的能源强度存在着反弹效应,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系数是负的,一些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的系数为负,进出口贸易系数的正值印证了“污染避难所”现象在大部分地区是存在的。固定资产投入对脱钩指数的影响是负向的。(3)能源结构的改善对于降低两种脱钩指数非常有效。在雾霾脱钩敏感性分析中,河北、山西和山东应作为重点省份。在碳排放脱钩分析中,山西要实现碳排放脱钩应重点集中于能源结构的改善和能源效率的提高。雾霾脱钩中的技术效应与非技术效应呈对称分布。碳排放脱钩中的技术效应明显低于非技术效应,各因素与碳排放脱钩的非技术效应的贡献大于技术效应。(4)在协同脱钩分解中,2001-2014年,碳排放技术进步是主要的负向驱动因素,潜在碳排放与潜在雾霾之比(潜在之比)是主要的正向驱动因素。山西碳排放技术进步的负向驱动作用最大,山东潜在之比的正向贡献最大。碳排放脱钩努力对雾霾脱钩的影响为负,说明协同效应的存在,且在后期,协同效应的数值趋于平缓。根据各省的协同脱钩效应的变化趋势,中国被分成七大板块。排放系数的协同系数最大。短期内人口的协同效应大于能源强度,但从长远来看,能源强度的协同效应大于人口,所以,能源强度的改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应作为重点方向。(5)根据结果讨论,针对我国现状本文提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和协同减排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进出口质量,建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的均衡关系。该论文有图81个,表19个,参考文献1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