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自隋唐正式形成后便开始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其影响重大而深远,继之而起的是各种与科举考试相关的社会习俗的出现,张采亮在《中国风俗史》中曾说：“科举时代,有唐为开始,故唐之风俗,可以科举代表之,天下人心所注射,不离乎科举也。由此可见唐代科举对唐代风俗的影响之大。因而研究科举不应忽视对习俗的研究,研究习俗也应离不开对科举的研究,科举习俗作为一种科举文化,我们不应该忽视,而应该进行深入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从以下几部分展开论述。前言阐述本课题的选题意义和价值,简介本课题的国内研究现状,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本文认为虽然目前学界对于科举制度的研究已有丰厚的成果,但是却很少从习俗的角度研究科举,从科举的角度研究习俗。因此,有对唐五代的科举习俗进行研究的必要。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以描述和讨论为主。对唐五代举人的习俗进行描述,对习俗现象进行深入讨论,进而发现现象后的文化内涵。从而,使我们对科举习俗有个具体的了解和认识。第一章主要讨论举人的占卜习俗。举人的占卜习俗可以大概分为占梦、相面、其他占卜活动三类。在科举考试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社会中流行举人占卜以及举人重视占卜、相信占卜的现象。举人占卜与科举有密切关系,一方面占卜可以用来预卜科名缓解举人的紧张心理,可以成为举人选择人生方向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占卜选择出行；另一方面举人也可以利用占卜为自己提高声誉获得更多及第的机会。同时科举也推动了占卜风气的盛行。第二章主要讨论举人对神灵的信奉习俗。主要研究举人对岳神与地方神的信奉,开元天宝后受唐人读书山林风气的影响,举人对岳神的信奉日渐突出。受游历的影响,举人的地方神信奉也很盛行,举人信奉的地方神灵多种多样且遍布全国。但是举人对岳神和地方神的信奉态度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说明了国家所设科举对士人阶层的规范与教化,举人的神灵信奉也烙上了唐人的等级观念。另随着科举制度的影响日益扩大,随着进士地位的提高,唐人的婚姻观念也发生改变,女神也成为举人的信奉对象,这种现象是“才子佳人”观念在举人精神信仰上的另一种表现,是现实观念在神的世界里的反映。同时梓潼神信奉也是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现象,梓潼神在唐代地位得到显著提高,并在宋代与文昌神合流成为主管文运的神灵,学界对宋以后文昌神信奉的研究较多,对唐代梓潼神的发展演变研究较少,似乎忽视了梓潼神信奉在唐代的发展,实际上受科举制度的影响,梓潼神主管文运的职能在唐代已经肇始,最终才能在宋代与文昌神合流成为主管文运的神灵。通过对梓潼神的研究,认识科举制度对神灵职责转换以及举人的神灵信奉有的深刻影响。第三章为新进士的宴集习俗。本章论述新进士举办的“闻喜宴”和“烧尾宴”。有前辈学者认为闻喜宴在唐末开始成为官方供给的宴会,本文搜集史料考证出闻喜宴在五代时成为官方供给的宴会。从唐五代到宋,闻喜宴经历了由新进士自己筹办到官给、官方操办,再到国家赐宴的过程,这种演变过程反映出国家通过控制、规范宴集,来限制座主门生关系,树立天子门生的观念,进而达到维护皇权的目的。除闻喜宴外烧尾宴也是唐代一个重要的宴会,有学者认为唐代并不存在新进士举办的烧尾宴,但是从搜集的史料来看,烧尾宴确实存在,并与科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烧尾宴”中“烧尾”的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虎烧尾”、“鱼烧尾”、“羊烧尾”,而每种“烧尾”说法的背后都有着深刻科举文化内涵。首先,虎化人后身份地位的变化与举人进士及第后身份地位的转变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其次,鱼跃龙门烧尾与举人进士及第过程的艰辛以及龙门与举人延誉有紧密的文化联系。最后,羊尾的尊贵、新羊入群的尴尬与新进士及第后的期望与宴会的社交作用有紧密的文化联系。烧尾宴不仅仅是一个宴会,它承载了唐代厚重的科举文化内涵。总之,唐五代举人的科举习俗与科举制度密切相关,科举制度深刻影响了唐代习俗,科举习俗也反映出了唐代举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唐代科举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