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反思“五四”启蒙话语的基础上,试图提出用民间话语与启蒙话语的交融来阐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作为文学发展史上的个案,标志着启蒙话语与民间话语的相互渗透,因而本文正是在两种话语对立与圆融的研究思路上,逐渐展开对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民间想象的论述。首先,澄清了“民”“民间”“民间立场”“民间想象”等民间话语谱系。民间不是一个地域观念,也不是一个阶层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生存的空间概念。对民间的认识,重在对民间性的体悟上,即站在什么样的民间立场上展开何等前景式的民间想象。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民间性,不是全盘托出民间的藏圬纳垢性,而是从“污”与“垢”里面逐层提炼出它的“人性”与“神性”,真正显示出民间不可言说又不可不说的纯真与大美。其次,本文从沈从文曾经生活过的湘西下层民间生活形态,论述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民间意味:湘西自然的民间审美理念,孕育了沈从文乡土小说中人物的“人性”与“神性”;湘西民主的民间伦理观念,培育了湘西人重情重义的人生形式;湘西野性的繁多的民间节日,显示出湘西人物外在象征与内在狂欢合一的日常生活形式;湘西人乐生歌死的生命观,充分张扬着湘西人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敬仰中显示着叛逆的非理性精神。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同于启蒙小说家重在挖掘其内在所孕含的劣根性,而是通过民间想象的方式描述民间的优根性,张扬出湘西人物朝气蓬勃的英雄主义的非理性精神。这一独特的民间化叙述视角,揭开了民间活生生、火辣辣的日常的原始生活态,为重新认识乡土小说的意义提供了新的文化资源。第三,本文试图从文化层面深究沈从文如此描写诗意民间的原因。启蒙的深层的悖论性与现代化单向度的发展模式,使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深感忧虑不安,他从中国文化之根反思着民族复兴与民族性格的塑造,认为一个完整的人、健全的人应该是自然的、青春的、少年的、野性的、狂欢的,因而在改造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他主张向下、向内、向民间的层面汲取文化的精髓,发展出一批又一批“少年中国形象”,才是民族与国家唯一坚实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