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者不是从来就有的概念,国际法对少数者的保护也不是一蹴而就的。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少数者的概念及其地位正式成为国际法上关注的重点,拉开了国际社会对少数者权利保护的序幕。《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1973)、《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1992)、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7条的一般性评述(1994)、《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1994)、《关于少数民族教育权利的海牙建议书》(1996)、《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奥斯陆建议书》(1998)、《关于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隆德建议书》(1999)、《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2007)等国际性法律文件的生效将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浪潮推向更高。与此同时,各公约缔约国也纷纷采取措施竭力保护本国境内少数者的各项权利。比较引人注目的有美国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加拿大的双语教育、瑞典的少数民族保护行动,以及不承担具体国际义务的中国给予少数民族在方方面面的保护。但是,对少数者权利的保护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一旦把握不好保护的限度,导致的结果往往出人意料,2006年加拿大承认魁北克国中之国的地位、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和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的接踵发生,给片面强调保护少数者权利的人们更多的警醒。结合我国对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的实践,在新世纪如何既保护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又不对其他民族造成反向歧视;如何制定出贴近实际生活又能得到贯彻执行的民族保护政策,是我国民族工作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