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创新能力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乃至国家竞争实力的重要因素,它对提高生产率与稳定社会就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在资源紧缺的背景下,如何有效率地利用研发资源更是重中之重。代理理论指出,在现代企业两权分离的经营状态下,管理者的行为无法时刻被出资人关注,因此他们会有动机与机会在制定决策时倾向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损害了企业与出资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外界的出资人为保住自己的权益,会降低出资意愿、提高出资成本,最终使企业陷入资源匮乏的困境;另一方面,管理者道德风险可能使外界提供的资源无法被合理使用。尤其对于研发这类投资项目,它保密性强,跨越周期较长,产出不确定性高,致使出资人对资金的使用过程不明晰,管理者也很可能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而最终毫无成果,这种情况下,逐利的出资人会提高出资要求,理性的自利经理人会选择逃避研发,也就是说研发项目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代理问题。为了促使企业将研发资源利用率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本文在概念上区分了研发与创新,并根据新会计准则的变更内容,按照研发时间进程的先后,将研发效率进一步拆分为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然后,已有研究指出,企业的投资无效率原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代理问题。一方面,财报数据的干净、透明是决定企业内外部人信息是否对等的关键,另一方面,相比于复杂的组织架构,简单的组织更加容易操控和管理,避免信息传递的迟缓和失真。因此,本文将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分别作为解释变量,共同称之为公司透明度,探究透明度的改变能否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中国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政府可以通过立法和规制来影响制度环境的形成,也可以利用各种政策来分配资源从而有利于某些公司。由于政府对企业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为了缓解资源紧缺的压力、改善政策信息不灵通的现状,企业有动力主动聘请曾经或者目前在政府等相关部门任职的人员来企业担任管理层,方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然而,政治关系的维系是需要付出精力与资源的,它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已有研究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本文引入管理者政治关联作为第一个调节变量,探究其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关系的影响。此外,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是稀缺资源的占有者,掌握着先进的管理方法、前沿的技术以及丰富的人脉资源,而且烙印理论指出这类管理者由于早年在外求学或者工作,具备了更长远的视野,认可研发的价值,同时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高压下,会在心里形成忌惮代理问题的长久印记。因此,近几年国家先后出台了很多政策与配套条例来吸引人才归国。在上述大背景下,本文将管理者海外经历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检验其是否可以影响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二者间的关系。最终,由于管理者参与企业规章制度的制定,内部的机制很难对其背景作用的发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引入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融券做空,试图分析其是否能对管理者背景特征、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效率三者间的关系起到纠偏或者强化作用。本文在现实背景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五个主假设,并在每个主假设下包含四个分假设,通过对2009-2018年A股上市公司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以下四方面结论:第一,公司透明度对研发效率具有显著作用,不同于财务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对称作用,组织透明度对投入与产出效率的作用是非对称的。当公司组织透明度降低时,内部集团效应为企业研发资本化的实现带来资金、技术与消费市场的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升高(组织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同时,公司财务透明度正向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企业的代理成本降低,而且会缓解外部资金的获取难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投入效率会随之提高(财务透明度数值越大代表透明度越低);此外,组织透明度可以影响企业的研发产出效率,当组织透明度较高、企业结构较简单时,信息在内部传递速度加快,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提高,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有效专利更多,会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得到提升;最后,财务透明度影响企业当期的研发产出效率,随着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不仅会解决融资问题,更重要的是相当于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隐形激励契约,从而促使企业研发产出效率随之提高。第二,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管理者们的政治关联越强,多个子公司带来的集团效应越明显,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强;其次,相比于内部企业集团的知识分享,具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自身具备的知识发挥的作用更直接,从而管理者们的海外背景越强,组织透明度对研发投入效率的负向影响越弱;然后,政治关联尽管带来了融资优势,但它同样可以加重企业的代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使企业习惯于躲在舒适圈中、缺乏探索惰性,二是重要岗位专业人员的缺失致使决策制定缺乏战略性。因此政治关联无法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间的关系发挥调节作用;最后,有海外经历的管理者其附带的社会网络关系以及对代理问题的忌惮,会一定程度上削弱财务透明度的融资与监督作用,导致海外背景对财务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来看,管理者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投入效率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稳定。第三,高管背景特征对公司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首先,当管理者具有政治关联时,这种关系的维系会使企业受到掣肘,分散了企业精力与可用资源,同时这类来自政府部门的管理者在决策制定的可行性上无法与科班出身的管理者相媲美,从而会削弱组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其次,海外背景的管理者一方面可以高效利用手中已有资金,同时依靠宽广的人脉获取更多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尽管组织在透明度低时会项目繁多,但这类管理者的能力与技术可以同时推进多个项目,从而会削弱织透明度对研发产出效率的正向影响;然后,政治关联的领导人由于资源便利,容易产生过度自信心理,即使研发失败没有成果产出也不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论,也就不需要高财务质量为外界出资人提供额外的细节信息为自己担保,因此政治关联对公司财务透明度与研发产出效率间的关系无法发挥调节作用;最后,在中国这种“大同文化”的氛围下,被国家与企业高额引进的海归们迫切需要用成果证明自己的能力与薪酬匹配,因此财务信息质量这种隐形激励合同对这类管理者产生的研发激励作用更强。第四,考虑到融券卖空的监督治理作用,将市场融券卖空机制引入作为情境变量,由于融资与融券业务对应的是同一群股票,因此按照是否被列为融券卖空标的,将样本分成做空组与非做空组,发现大多数情况下管理者的政治关联带来的优势仅在非做空标的组公司可以实现,在做空标的组会消失;而海外经历带来的激进研发态度、能力与文化烙印会因市场做空的激励得以全面施展,因此做空组中管理者海外经历的调节作用更明显。也就是说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具有或有价值,价值的实现会受到宏观市场环境的限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将研发效率进一步划分成研发投入效率与研发产出效率,丰富了现有对投资理论的研究,同时将公司透明度进一步划分成组织透明度与财务透明度,一方面拓宽了现有关于公司透明度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指出财务透明度不仅是外界出资者的吹哨人,它同时具有隐性激励契约的作用,从而激励管理者可以更有动力将研发坚持到底。通过研究四者间的因果关系,对公司日后制定经营与发展策略有一定的启迪作用,也就是说公司为了获得研发优势,需要继续保持对透明度的追求,坚持诚信经营的理念,同时须因时制宜地适当增加企业的组织数量,不可一味追逐规模庞大的表象。此外,本文的实证结果指出,公司在高薪雇用有背景的管理者时,不仅要看其附加的资源、能力等优势,还要考虑随之而来的成本与激励问题,应在考虑其横向特色与纵向特色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当前的战略目标,实现管理者与企业的动态匹配。最后,为融券卖空机制的存在价值提供了微观数据支持。目前监管机构对“裸卖空”采取限制措施,同时证券机构也并不情愿将证券借出,导致卖空这种外部治理机制还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国家金融机构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卖空机制,尤其将那些公司治理不好或者结构背景复杂的公司列为融券卖空标的,从而提升企业的研发效率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