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历史写作曾在启蒙时代的欧美引起了很大轰动。然而,在其辞世后,它却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以致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说:“亚当·弗格孙只需简单一提。”这一认识似乎至今仍然是学界对其史学成就的主流认识。本文拟以弗格森最重要的两本史著《文明社会史论》、《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和单篇论文《论历史及其合适的方法》为主,结合其政治、哲学著作来考察弗格森的史学成就,以期学界能够重新认识和评价这位思想上独树一帜的苏格兰史学家。18世纪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军事的大规模扩张,促使弗格森对历史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在《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中对罗马共和国盛衰原因的探究,实际上就是要为英国的发展提供指明灯,避免大不列颠重演罗马共和国衰亡的悲剧。弗格森史学思想的来源是多元的,古典学者、近代史家和学术流派以及其个人经历都对其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界在探讨弗格森思想渊源时,往往将其学术思想同其高地背景联系起来。实际上,从弗格森对18世纪热议的“欧希安”古诗集的真实性所持的态度以及观点来看,弗格森并没有特殊的高地情结。弗格森史学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作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主将之一,其史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理性主义烙印。但另一方面,他的众多史学理念又表现出对18世纪理性主义史学的反叛。如: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但指出历史不可能是直线进步的;他的史学中体现出明显的道德教化和借鉴功用的色彩,但又强调历史的本质是求真,提倡“述而不作”的撰史风格。弗格森的史学思想还极具前瞻性,提出了诸多与维柯极为相似的思想。弗格森史学中调和主义的色彩特别明显,如他在历史进步问题上的调和、对历史发展动因的调和、对近代两大哲学思潮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调和。弗格森对史学求真性的系统论述,使他开了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先河,而他的历史主义观念、对野蛮民族的极力赞美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则使其同卢梭一起成为近代浪漫主义史学的先驱。弗格森的史著当时在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明社会史论》、《罗马共和国发展和衰亡史》的影响力都超出了英伦三岛,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广为传播,同时也引起了18世纪及其后学者关于其学术价值的激烈争议。其史学对诸多学者尤其是德国学者如康德、赫尔德、哈曼、席勒、黑格尔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