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始终是政治哲学所关切的重要主题。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一问题,既涉及群体的存亡兴衰,又关乎个体的生存境遇与命运。对近代中国而言,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下,中国社会的传统群己关系面临着如何向现代转型与变革的艰难选择。作为近代思想的巨子,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无疑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特别是他关于群己关系的理论,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将“自由”、“民权”、“群治”、“合群”等大量涉及群己关系的议题贯穿于思想演变的整个过程,逐渐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但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学界较少对梁启超的群己关系思想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因此,本文以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的群己价值取向之争为问题背景,从政治哲学的视角切入到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群己问题的解读、探索与实践的思想过程之中,并紧紧围绕梁启超对近代中国群己关系问题的分析、阐释与实践而展开研究。力图在还原梁启超群己关系思想的理论面貌的基础上,充分揭示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的历史嬗变。第一章全面描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动态与社会思想状况,并以此揭示梁启超探索群己关系问题的理论背景。论文首先紧扣梁启超关于近代作为“过渡时代”的政治文化特征的概念,考察了“过渡时代”下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与传统文化转型对传统群己关系的影响,并总结出近代中国群己关系问题凸显的三点原因:其一,近代自由人权概念的启蒙,促使个体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其二,天下观的瓦解与民主政治的兴起,推动了近代“群体”观念的革新;其三,政治平衡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促成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大批近代思想家对传统群己关系的反思。第二章考察了梁启超群己关系思想的来源,并对其思想不断转变的内在原因给出了更为全面而合理的解释。本文认为,梁启超的群己关系思想实际上有内、外两种来源。在内部方面的因素中,梁启超最初受到了以儒家为首的传统群己观念的影响,后来又受到了明清以来,特别是其师康有为及康门弟子的影响。在外源影响因素方面,梁启超在留滞日本时受到了东学以及通过日译著作接触到的西方近现代政治思想的影响。从思想发展的特征来看,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不外乎“善变”二字,但本文认为梁启超思想并非“善变”,而是“嬗变”。作为时代的写照,梁启超的思想之“变”,其中更有不变之因素。第三章聚焦于梁启超对传统群己关系困境的分析与评判。梁启超认为,专制制度下的种种社会弊端是造成传统群己关系难以调和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专制制度在建立之初便形成了权力至上的政治环境与民弱君强的政治生态,并通过“正统”与“防弊”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统治,从而致使政道与治道相脱节,民本主义流为空谈。对于个体而言,专制制度摧残人性并造成私德的扭曲。对于群己关系而言,个体与社会之间矛盾的积压而造成了“一治一乱”的恶性循环。而公共观念等原则的缺乏,又导致个体既“不能合群”,也“不想合群”。在“人为因素”与“天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群体治理濡逐渐恶化并进一步妨害了群己关系的和谐发展。第四章关注梁启超对于合理的群己关系构想的阐发。文章从个体、群体和群己关系三个维度分析了梁启超的立场与倾向。在个体方面,梁启超提出“尽性主义”的个体观与群己平衡的自由观,并主张个体应当达到自觉与责任、自治与服从的有机统一。在群体方面,梁启超借鉴西方现代国家理论,提出“国积民而成”的人民主权国家概念,并为“国群”生活提出了“公德”的规范性原则,并设计相应的法律制度与舆论机制加以贯彻与保证。群己关系方面,梁启超阐扬了人的政治主体性,同时又对群己双方所应有的自由权利进关系行了调和。在此基础上,梁启超表达了对独立与合群的辩证共存关系的追求。第五章重点考察梁启超对如何实现群己关系协调发展的实践。首先,梁启超一贯重视新民的教化与培养。在现代性的国民培育方面,他通过“粹沥”与“采补”相结合的方法,既通过自立自强而“自新”,又通过广采世界各民族优势而“补之”。具言之,梁启超提倡国民在德、智、力三个方面的共进,将合群之逻辑贯穿于其中,并注重对于国民政治能力的培育。其次,梁启超充分肯定了现代民主建设对于实现“群”的健全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倡导借鉴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并通过对国体与政体的改造逐渐走向共和。梁启超晚期对政党政治与共和前景产生失望,故而提出“全民政治”的方案,尝试在群与己、国与民之间实行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互补的民主模式。在这一方面,梁启超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限权与分权实现良序社群的构建;其二,以自治与群治的融合来推动个体与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纾解;其三,倡导公德与私德的共进,以调整传统社会伦理的价值偏向。第六章对梁启超群己关系思想的意义与启示进行了总结性的分析。总的来看,其群己关系思想不仅促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公共意识与个人观念的革新,也促成了其自身政治思想的不断创新。特别是梁启超以一种时势论的观念和“变”的哲学逻辑来指导自身群己关系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不但如此,他还通过对西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与批判,揭示出文化转型过程中的群己关系变化的规律性。在此基础上,梁启超透过“墨子学案”,对“国群”建设的“返本开新”进行了尝试,并将群己关系的思考扩展至“天下群”的世界范围内,表达了对应有的国际关系的构想。总的来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承前启后”的历史转型时期,梁启超致力于如何妥当地处理好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时代主题。他力求在保障个体自由与个性发展的同时,又能够实现群体力量的凝聚和社会的繁荣。梁启超对群己关系问题的探索,不仅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转型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当代群己关系的和谐的实现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依据,堪称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发展的里程碑。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节奏下,梁启超在群己调和方面独到的“超前性”见解,更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促进国际关系协调的政治思想资源。因此,承载前人研究,肩负时代需求,透过梁启超的政治哲学寻求个体与社会调和的群己之道,成为了本文不容推辞的责任与不懈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