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有灌溉工程大部分是在20世纪的50至70年代政治运动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兴建的,经过长期运行,早已老化破损。农村灌溉中缺水、浪费水、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同时并存一直是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大瓶颈。我国灌溉管理从建国后至今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从统一管理到小规模灌溉基础设施的民营化到水市场的形成再到参与式灌溉管理。这一变迁实际上是我国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在农村灌溉领域的重构,体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本文围绕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试图解释各种政府投资修建的水利基础设施普遍出现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寻找农村灌溉基础设施与水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综合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与博弈论的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基础上归纳了一个分析框架:(1) 制度与人的关系。(2) 物品属性与制度安排。(3) 制度变迁:制度演进的方式、动力与效应。(4) 国家(政府)的作用及其限度。(5) 社会结构(社群属性)与制度:社会资本对自主治理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兴起了全国性的兴修水利工程的热潮。农田水利建设在“大跃进”时期达到最高潮。人民公社是低效率的,但通过其超强的政治动员能力、意识形态等要素成功地克服了灌溉基础设施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普遍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多种生产责任制,并且改革政社合一制度,最终取消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全国开始普遍建乡。公社解体后,集权供给模式失去了组织依托,但是公社时期建设的水利基础设施依然要运行与管理,这与新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生制度性碰撞。20世纪80至90年代,我国掀起了小型灌溉设施民营化的浪潮,主要形式有承包、租赁、股份合作、拍卖等。但是,由于市场化方案中产权的界定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在产权实施过程中,很有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高昂等问题,因此,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化方案可能存在失灵。由于长期以来灌溉设施资产关系紊乱,资产底数不清,土地使用权作价也难以确定,还有些财产所有制性质因多次变动造成所有权模糊,重新界定产权的成本非常昂贵。因此,在以产权为基础的承包、股份合作、拍卖等过程中就容易产生纠纷。论文分析了在民营化过程中政府的有限性与运作空间。 随着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开始凸现,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建立水资源产权制度也非常紧迫。水市场的运行取决于三个重要环节,即水权的界定、水价和水权交易管理。农业水权属于水权理论的一个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