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政策作为干预基础研究活动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基础研究发展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完善程度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基础研究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促使中国的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已经进入到世界先进行列。然而,中国的基础研究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不足。因此,深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过程,揭示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动力及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梳理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发展历程,依据政策目标和内容等因素的变化,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恢复调整”时期的基础研究政策阶段（1978-1985年）,“面向经济建设”的基础研究政策阶段（1986-1994年）,“瞄准国家目标”的基础研究政策阶段（1995-2005年）,“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基础研究政策阶段（2006年至今）。尽管每个阶段基础研究政策的目标和内容呈现不同的特点,但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每一次变迁又都是在前一阶段政策发展变化、累积的基础上发生的进一步的升华。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特点和规律,本研究引入多源流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问题的变化是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直接动力,政策问题既来自于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来自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在需要;其次,政治形势的变化是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根本动力,决定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方向;再次,政府主导的可行性政策方案设计是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引力;最后,政策企业家的积极行动是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推力。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历程,基础研究政策的地位从科技政策的边缘向科技政策的核心转变,基础研究政策的价值取向从工具理性向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并重转变,基础研究政策目标从重点项目突破向服务国家目标转变,基础研究政策的内容从分散性向体系性转变,基础研究政策制定从政府一元主导向政策企业家积极参与转变。本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体现为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多源流理论对于分析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问题源流、政治源流和政策源流的发展和变化以及政策企业家的积极参与共同推动了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中国基础研究政策的变迁具有鲜明的特征。本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一是引入多源流理论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过程,二是揭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动力,三是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研究政策变迁的整体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