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制度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互动关系问题。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综合应用规范分析、实证分析、静态分析、动态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等相关方法，在吸收前人关于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变迁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制度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存在互动关系的假说。在随后的两章以塔里木盆为例，分别从正式制度变迁和非正式制度变迁角度，运用大量的材料验证了这一假说。 首先，阐述了制度变迁理论；在吸收有关制度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成果和有关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变迁因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变迁是影响生态环境变迁的一个深层次诱因的观点。在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和气候、地质条件在人类历史时期基本稳定的基本假设前提下，通过建立一个“生态环境——制度——人的行为”的模型来分析制度变迁和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一个关于制度变迁影响生态环境变迁的假说。 其次，运用制度变迁与生态环境变迁互动关系模型，从制度变迁的视角阐释了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变迁。以屯垦制度为例分析了正式制度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首先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解释了屯垦制度在新疆兴起和延续，然后分析了屯垦主体行为动机和屯垦组织变迁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以习俗和生态观念为例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通过介绍塔里木盆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分析了该地区居民在特定生态环境影响下所形成的习俗和生态观念，以及习俗和生态观念的变迁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 最后，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提出改善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的对策：将生态安全纳入到国家安全体系，挖掘习俗中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保护的因素，以及树立现代生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