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规则一直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传统的制度规则研究主要是两种：资料的梳理或玄思空辩,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局限。从现有的关于信访制度规则的研究成果来看,这种迹象也是很鲜明的。本文在尽可能吸纳当代人类智识积累的基础上,采用演化耦合论的方法论来审视当代中国信访的制度规则。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引下,我们是将信访的制度规则的研究放在它的元理论——制度规则的演化性稳定问题——的视阈中进行讨论的。首先,我们借助演化博弈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梅纳德·史密斯的精彩研究,阐述了合作的演化及其策略。一种被称为“TIT FORTAT”(一般翻译为：“一报还一报”)的策略组合总是在各种情形的实验中获得胜利。这种策略组合的内容是：第一步合作,随后就重复对方上一步的策略。对方上一步合作,它就合作；对方上一步背叛,它就背叛。诚所谓以彼之道复施彼身。阿克塞尔罗德认为该策略的善良性、报复性、宽容性和清晰性是其取胜的内在原因。由于这种合作是从演化博弈中自然产生的,而非由外部强加的,所以它特别符合哈耶克所说的“自生自发秩序”。因此,这种合作及其促发规则TIT FOR TAT就成了人们探讨非强制性状态下的共同生存／生活的重大突破口。随后,我们用生物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经验证据对之进行了检验。检验的结果表明,该策略是一种演化稳定性策略(ESS),也就是说采用该策略的个体或群体(无论是智能的存在,还是微生物)在竞争性环境中至少不会输给竞争者,而且它具有引导对方走上互惠互利的合作的可能性。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要实现这种共赢的合作,不仅是促成合作的规则必须包含惩罚性的内容,而且维持这种规则也需要惩罚机制的存在。简言之,具有演化稳定性的个体或群体必须具有某种形式的惩罚能力或必须遵循某种具有惩罚性功能的规则。这既是自保或护种的必然要求,也是博弈均衡乃至互利合作的基础。那些有生命力的社会规则就是这种均衡的表现或产物。在第二章中,我们用制度演化论的方法考察了当代中国信访的制度规则的演化过程及其结果。信访的制度规则是中国共产党在严酷的革命过程中摸索出来的群众路线的制度化产物。群众路线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传家宝之一,它是促使中国共产党获胜的重要机制之一。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敌对势力的残酷镇压或扫荡构成了最直接的政治生态压力,不能适应这个压力,就意味着被淘汰。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该政治生态环境中发挥着政治动员、利益整合和成员规训的功能。它使群众的积极性和力量得到了空前的激发。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一种互利共生机制,并因此而使中国共产党最终胜出。作为研究者,我们知道是群众路线中包含的互利共生机制,而非群众路线这个形式才是制胜法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政治生态的巨大变迁。但显然,受到整个政治体制的限制,群众路线互利共生的机制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继承,而是成了政治运动的工具。笔者以为,直到今天,尽管我们历尽各种挫折和困顿,但在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依然没有在实践上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利共生机制。近20多年来持续的信访高峰就是这一困境的直接反映。如何在新的政治生态中寻求恰当的互利共生机制,而不是因循守旧抱着那个形式不放才是当务之急。如前所述,制度规则必然包含惩罚内容,制度规则的底线性维护也是惩罚。惩罚的对象就是违规行为。因此,研究信访制度的实际效力就不能不研究违规行为以及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在第三章中,笔者通过两种方式考察了当代中国信访活动中的违规行为。一是法律法规文本的解读,从其法定规范推演其逻辑后果；二是对各种经验证据进行归纳。概言之,当代中国信访活动中的违规行为主要体现为：信访法规的合宪性、合法性问题、信访法规的法律用语规范性问题以及信访活动中的违法违规乃至犯罪行为,如拖延、推诿、截访(劫访)、销号(销账)、打击报复、收买和委托关押等。第四章在整合了惩罚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探讨了惩罚的恰当性问题,如惩罚的对象、惩罚的效率和惩罚的形式等。其中,惩罚的效率问题尤为重要,它主要受到惩罚的概率、惩罚的严厉程度、成本——收益考量和时间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惩罚的概率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最大。因此,我们建议应着重提高惩罚信访违规行为的概率,而不是加重惩罚的严厉程度。随后,我们探讨了惩罚的形式,即公共惩罚和私人惩罚。在理论上,二者应该各自发挥其比较优势,实现一种优势互补。在分析当代中国信访的制度规则的公共惩罚与私人惩罚时,我们发现,问题极为严重。现实状况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比,即针对信访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的公共惩罚严重缺失和失效,而针对信访人的公共惩罚却呈现出触目惊心的泛滥之状。笔者将之称为“公共惩罚的私密化”。它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公共惩罚蜕变为政治权力斗争的工具,论落为一种公报私仇。因此,公共惩罚必将丧失它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二是本应由公共惩罚实施的制裁,因其缺失或无效,不得不由某些不堪忍受的个体通过私人惩罚来实施。这是公仇私报。公共惩罚的私密化不仅仅关乎信访制度的兴废,更关乎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问题。在最后的结论部分,笔者认为因为对信访违规行为的恰当性惩罚严重缺失,所以信访的制度规则几乎可以说是严重异化。导致信访的制度规则成此状况的原因,除了从惩罚的技术层面的上述分析以外,当代中国政治价值取向中的一些因素也难辞其咎。其中尤以全能主义政治和道德理想主义为最。全能主义政治对公共权力的顶礼膜拜,认为其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信访法规中的许多法定规范假设了一个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明察秋毫、明辨是非等特征的公共权力系统。道德理想主义则试图改造人们,成为至善至美之人。信访法规以道德化的标准来要求信访工作人员和信访人,如满腔热忱、虚心采纳群众意见、和蔼可亲、体谅国家和政府的难处等等。类似规定完全不符合现代法治的基本原理,不仅造成违规行为难以甚至根本就不可能被惩罚,而且给信访人以过高的期望,其结果是更大的绝望。总而言之,从演化论的角度来看重要的不是信访的制度规则这种形式,而是其所承载的政治社会功能。如果没有根本性的政治结构上的调整,当代中国信访的制度规则所承载的极为重要的政治社会功能将无法实现,其政治后果是极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