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理论研究指出，贸易相关的国际R&D溢出对本国的技术进步至关重要，大量经验也证实了R&D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然而中国最为第三大贸易大国并未从开放经济的大环境下获取高端的技术溢出来带动经济增长。利用平均传播长度测度国际R&D溢出权重是本文的核心创新点，在实证模型中加入制度、人力变量和新方法测度的国际R&D资本是本文的实证核心。　　理论上，从间接的贸易溢出方式入手，提出适用于全世界范围内的“贸易回合”的具体形成机制，并且定义出国与国“经济距离”的新距离概念，大部分研究以两国的地理距离作为测度依据。在测度“经济距离”时发现投入产出中平均传播长度与之相似度极高，而且有成熟的计算过程和实证经验，借用APL类推出“经济距离”，基于APL矩阵的可获得性，还测算了各省的影响力和各国的感应度系数。影响力最大的为上海、江苏、广东，感应程度最大的国家为日本和德国。以上的探索是本文研究的理论重点。　　实证上，主要测算了2000～2010年7省的面板数据，在测度国际贸易关系时考虑了G-7国家与7大省市之间的贸易数据。基于Coe和Helpman的经典模型上扩展实证新模型，加入制度、人力资本变量全面考察各变量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使用面板协整检验和单位根检验，能判断各变量间长期关系和在时间序列上的平稳性，避免伪回归的干扰。实证研究发现:国内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起促进作用;外国R&D溢出资本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人力资本和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是正面的，但是制度与国内R&D和国外R&D的交叉项对全要素的影响是负值，说明在中国特殊经济制度约束下，并未激励企业作R&D技术创新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开放经济市场，存在贸易壁垒，国际R&D溢出吸收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