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以危机传播的四个阶段——危机潜伏期、危机突发期、危机蔓延期、危机解决恢复期为竖向线索，以各个阶段中的属性议程设置为横向线索，织出一条危机传播中互动关系的分析网络，并以7·23温州动车事故为依托，对危机传播各个阶段中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试图理清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无论是政府、媒体还是公众提出的各个属性议题的互动关系脉络，并概括出危机传播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新特点，以及面对媒介融合时代下，如何使危机传播中的政府、媒体、公众达到良性的互动。在基本概念的梳理中，对危机传播阶段的不同分法进行对比，以表格的形式表示了不同分法之间的内在关系；对议程设置的发展特点进行归纳，提出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在其作用、主体、效果三个方面的发展变化。文章中对互动关系的三大主体：政府、媒体、公众进行详细的分析，指出其在危机传播中的时代新变化，即政府对于危机传播从管控到引导、媒体从沉默到争鸣、公众从被动到主动。文章的创新以及核心内容是以危机传播阶段理论为纵向线索，以属性议程设置为横向线索，编制出危机传播互动关系分析网，对723温州动车事故进行全面解析，以此，建立起各个危机传播阶段中，属性议题在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互动模式。之所以选择723温州动车事故，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它是最早实现政府、媒体、公众双向互动的典型案例；打破了原有的互动关系模式，而是受众第一时间在网络上报出，由受众内部互动再到与政府、媒体的外部互动；本研究认为这一互动趋势在未来将成为常态；动车事故成为一个契机，让中国中产阶级参与到与政府的政务危机处理的互动中来；动车事故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可以盖棺定论来讨论。在归纳危机传播中三者互动关系新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媒体、公众如何实现良性互动的建议，其中，大胆提议政府开辟多种媒介技术实现与公众“直通式”互动，例如，目前政府尚未涉猎的微信信息互动平台，当然，这种实践是建立在多方面条件成熟的基础之上。文章中大量地引用了人民网舆论检测室的调查成果进行分析，由于该危机事件的传播与新浪微博的关系密切，因此，运用技术手段统计了在新浪微博上的723温州动车事故相关数据，以此，为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