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集》又名《察证辨治启迪集》,是日本汉方医学后世派的代表书籍,作者为日本医家曲直濑道三。该书成书于1574年,系道三从中国的医学文献中撷精摘要、分门列目编纂而成,主要为阐释察证辨治的医学思想,并启迪庵下侄孙。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围绕《启迪集》展开,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介绍作者曲直濑道三的基本情况,包括求学经历、医疗实践和著述动机。分析《启迪集》成书的时代背景,并对其内容作出梗概。其二、对《启迪集》征引文献的总体情况作出考察,并进行量化分析。《启迪集》直接引用的文献有44种,经进一步量化分析,其征引的文献以丹溪学派著作为主,引用频次较高的《医学正传》《玉机微义》《丹溪心法》等,都是丹溪弟子为整理发扬丹溪学说而作,充分体现出道三法宗丹溪的学术倾向。另外,《启迪集》征引的书籍多成书于南宋末年到明朝前期,种类以切合临床的综合性著作为主,兼有不少极富价值的专科、专病著作。其中内伤杂病部分以丹溪学派著作为主,其它伤寒、外科疮疡、急救、妇科、儿科的诸多门类,则多引相应的专科专病著作。其三、考察《启迪集》对丹溪医学的继承方式和特点。在文本继承上,道三从本土及实用性出发,所选内容皆避免复杂说理,将理论落到实处。在编纂过程中,道三一改往昔医家原文抄录、简单罗列的形式,而是对原文语句进行适当的调整,以使其简洁凝练。又引入类似思维导图的线条,线条有逻辑对比和分析的意味,清晰明了,更符合日本医家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这些整理方式使《启迪集》更具技巧性,也更简洁实用,利于丹溪医学的传播。在医学思想上,《启迪集》继承了丹溪思想体系中以“内”为主的疾病观、保护正气的治疗观、注重气血痰辨治、注重个体差异的观点,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理法方药体系,开启了日本实证医学的时代。在治学方法上,道三效仿丹溪广收门徒,形成了强大的学术流派———后世派,流派的产生对学术的传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道三还秉承丹溪医学中的辨疑发挥精神,特别列出“知变”和“嫌执”两条,并强调“法无定体,应变而施;药不执方,合宜而用”,而这也是察证辨治思想的灵魂所在。格物致知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丹溪治学的重要方法。道三效法丹溪,主张对疾病的深层规律进行探索,并把医学研究的重点,从浩瀚的方书中转移出来,追求“知其要”,进而达到“欲其所知无不尽也”的致知境地,这在对理论探索没有热情的日本医界,难能可贵。于临床模式上,道三提炼丹溪医学的精髓,并将其精准的概括为“察证辨治”。察证辨治具有明显的本土特色,更注重对“外”证的考察,并增加辨治的技巧性、灵活性、简便性,从而避免了大量的抽象分析工作,简化了临床诊治的过程,被认为是道三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其四、分析《启迪集》和丹溪医学在日本发展和衰败的原因。《启迪集》自身体现出的实用性、简洁性、技巧性以及在征引书目和征引种类上的精专,是它得以流传的主要原因。然而不喜抽象说理,且对理论探索缺乏热情,这使得察证辨治的主旨思想在日本难以为继。当日本儒学领域开始内部的变革,新锐的思想家们否定形而上、切断天人之间连续性、排除私智,丹溪医学赖以存在的思想根基,在日本儒学的重建过程中被一一解构,丹溪医学和道三察证辨治医学主张,最终走向不可避免的衰败。其五、探索《启迪集》对日本汉医的影响。《启迪集》的广泛传播,向日本社会普及了医学知识,打破了非僧侣不得习医的旧俗,并促进了医学与佛教分离,推动日本汉方医学由“虚”转“实”。《启迪集》的内容涉及病因、脉法、病机、不同病证、察证方法、治疗准则等,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将临床诊治纳入合理的范畴,开启了日本实证医学的时代。《启迪集》所推崇的“儒医一体”,将医学的进步与儒学的发展捆绑起来,用儒家的仁爱和济世观念完善医疗精神,也用儒家格物致知的实践精神推动医学研究。而知识分子和先进哲学理念的涌入,也为医学的发展带来源头活水。《启迪集》改变了日本对中医学亦步亦趋的学习模式,建立起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医药体系,有效促进了日本汉方医学的自立,也肇启日本汉方医学流派的先河,为古方派、考证派的诞生奠定根基。道三对理论探索的追求和启迪后辈的情怀,以及“法无定体,应变而施”的医学理念,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后世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