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保护在传统上被认为是独属于国家的权利,国家享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在国际法上不承担任何义务。这最早源于瓦特尔拟制的国家特征。但是到二战以后,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经济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国际法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人本化趋向。有关外交保护权利性质的传统观点越来越受到学界质疑。而近期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诉讼的连连失败也对政府提出了给予外交保护的要求。特别是针对“慰安妇”问题,受害者及其遗属在2017年公开要求政府承担外交保护的责任。我国政府也多次明确表示坚决保障我国民利益,捍卫基本人权的立场。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外交保护是否仍然是一国政府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有鉴于此,本文希望对外交保护的义务属性进行探讨。首先通过前提条件的介绍和与其他类似制度的比较对外交保护进行界定,简要介绍传统理论。其次从外交保护的国家特征、前提条件,以及国内国外两个维度,寻找现有法律框架中与传统理论存在的矛盾之处。接着试图从国际法上个人地位的变化,结合我国国内外交政策变动和国际法的人本化的趋势以及新的责任主权观来寻找外交保护义务属性的理论依据。在此之后,希望通过经典案例展开,理论结合实践,讨论在什么情形下国籍国应负有什么样的有限义务。至少在程序上,应负有适当考虑进行外交保护的可能性的义务;在实体上,当本国国民的人权受到严重侵犯时,有切实地采取行动进行外交保护的义务。最后结合我国的立场与近代以来历史背景、国家角色的改变,在外交保护义务属性视角下提出建议。今天,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数量与日俱增,愈渐增加的安全风险也无处不在。加强对海外中国公民的保护刻不容缓。在民本外交成为执政理念的今天,对外交保护义务属性的思考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