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的背景下,隐含在贸易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可能在影响国家减少污染物排放的责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应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行业和国家的角度分析了1995年至2011年期间全球贸易隐含温室气体排放的时空变化规律,从而探讨了39个国家贸易隐含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和流量的演变特征,并以此为基础测量了基于生产的和基于消费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以及进一步深入研究了贸易对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减排责任划分的影响;最后,本文还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全球贸易隐含温室气体可能因素进行了相关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首先,从时间变化看,1995-2011年全球贸易隐含温室气体排放和基于消费及生产责任制计算的温室气体总排放,均呈现显著增长的趋势。但由于经济增长速度相对高于温室气体排放速度,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总体上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大部分国家的能源排放强度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同时,全球贸易隐含温室气体的流入及流出量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在1995-2011年间显著增加,温室气体转移排放的空间关联性越来越紧密。这说明,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和国际贸易的逐渐增加,隐含在区域贸易产品中转移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比重。对于俄罗斯、印度这样的以贸易出口为主的国家,相对承担了更多的减排责任,而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国家等以贸易进口的方式将本国消费的温室气体转移到他国排放,从而规避了大量的减排责任。其次,从空间变化看,由1995-2011年间,全球贸易基于消费核算的温室气体最大的国家是美国、中国、俄罗斯等国家,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40%以上,所以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应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同时隐含在贸易中的温室气体净流出最多的国家是俄罗斯,而温室气体净流入最大的是美国,各国不管是温室气体净流出国家还是净流入国家其转移量的绝对值都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巴西等资源丰富的国家其温室气体转移方向在1995-2011年间发生了改变,逐渐由净流入国转变为净流出国,而中国等正在发展迅速的国家在这段期间,由于本国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国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导致其贸易隐含温室气体逐渐由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最后,从影响因素看,人口、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及人均GDP是影响贸易隐含温室气体流量的重要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影响因素为人均GDP和能源强度,从贸易隐含温室气体流入量的角度看,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为-0.534,人口数量的总效应为1.061;从贸易隐含温室气体流出量看,能源强度的总效应为-0.420,总效应的回归系数为1.143。而对于各国的流入和流出量而言,其主要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对于贸易隐含温室气体的流出量来说,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数量和能源强度。而对于贸易隐含温室气体的流入量来说,其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人口数量和人均GDP。这是因为,贸易隐含温室气体的进口量与本地区的需求直接相关,而贸易隐含温室气体的出口量与本地区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效率直接相关。同时,通过空间计量可以看出,温室气体的转移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且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某一地区的人口、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及人均GDP变化不仅会造成本地区隐含温室气体转移量的变化,而且可能通过空间传导机制引起相邻地区或国家的隐含温室气体转移量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