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行业是我国支柱性的能源产业,同时也是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大户,首当其冲成为国家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的重点关注领域。尽管提高能效、发展低碳电源(如风电、核电、太阳能发电等)被视为有效的碳减排手段,但受到资金、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在未来相当时间内,火力发电依然将在我国电源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生态意识日益凸显的今天,如何在能源结构的渐进转型与有效满足能源需求之间找到平衡,是未来我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提高火电行业环境治理效率是我国能否顺利度过能源结构转型阵痛期的重要前提条件。立足于资本逐利的天然属性和政府行政规制惯性等现实情况,本文认为以国家力量为依托的环境规制思路是我国优化电源供给格局、提升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必然选择。本文借助考虑松弛变量的网络数据包络分析(NSBM)方法将我国火力发电过程细分为火电生产过程和火电环境治理过程,测算了火力发电综合效率并将其分解为火力发电生产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同时从省域、区域等不同层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2006-2015年间,火力发电生产效率明显高于环境治理效率;从省域角度看,2006-2015年我国各省火电生产效率均值为0.75,北京、上海和江苏省总体水平居于全国前列,我国火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均值为0.41,排名前三的省份分别是贵州、北京和上海;从区域角度看,东部是火力发电生产效率最高的地区,其次是西部及中部地区;而就环境治理效率而言,西部则明显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此基础上,基于核密度估计方法从空间差异、地域特征以及动态趋势等角度分析我国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并进一步借助门限面板回归模型,分析投资性环境规制和费用性环境规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投资型环境规制和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于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均存在单门限效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于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的曲线;费用型环境规制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是一种弯折型的影响曲线。市场化指数、企业规模、发电结构以及FDI等因素对火力发电环境治理效率均存在比较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由此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