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产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逐渐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发展到了产品内分工，产品生产在空间上得以分离，国际制造外包作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得到广泛的发展。在国际制造外包活动中中国凭借低成本制造优势广泛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外包，奠定了中国在国际制造市场中承接大国的地位。事实上，在承接制造外包的同时，为利用国外的低成本优势和技术优势，中国也向国际市场发出制造外包。也就是说在国际制造外包活动中，中国同时充当着承接国和发包国的角色。在国际制造外包这种生产与贸易模式下，不同的生产环节与工序对生产要素有着不同的需求，对处于生产价值链不同地位的国家也存在差异化的经济影响。大规模从事国际制造外包对中国社会的就业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但这一影响的效果却并不确定，而且不同外包角色下这种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增长国家，如何在继续深化开拓国际市场的同时，解决国内就业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研究参与国际制造外包与中国就业需求及就业结构的深层关系，对国际制造外包与国内就业变动趋势做出合理解释，对缓解中国就业压力，调整就业结构，构建开放型新经济体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对国内外有关国际制造外包就业效应及外包测度方法研究文献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参与制造外包现实改进了国际制造外包的测算方法，对中国制造业总体、制造业分行业和按外包形式划分的参与外包率进行了更为准确的测算，结合中国实际分析了中国国内制造业就业现状，以及参与国际制造外包可能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产生影响的路径。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参与国际制造外包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中国制造外包从而促进国内就业增长，提升就业结构的政策建议。本文得到的结论主要有：第一，2002-2011年间中国总体的、不同行业的、不同形式的承接与外包率都呈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然后逐步恢复的波动下降趋势。第二，2002-2012年间中国制造业就业量增长相对较快的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量增长普遍不显著。各行业的熟练劳动力相对就业变化情况相对复杂，各行业之间差别较大。承接制造外包与制造外包两种活动影响就业的途径是不同的。第三，无论是承接还是外包的增加都会促进中国制造业就业。其中，承接加工外包、加工外包会抑制就业增加，承接零部件外包、零部件外包会促进就业，但是作用大小存在差异。第四，无论是承接还是外包的增加都不利于中国就业结构的优化。其中，承接加工外包、承接零部件外包、加工外包、零部件外包的就业结构效应都是消极的，但是作用的大小存在差异。本文建议，引导外包企业从单纯承接向承接和发包的双重身份转变。积极促进从事制造外包的企业进行加工过程的升级。引导技术密集型产业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制造外包，尤其是承接外包。鼓励参与国际制造外包的中低技术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力度。以此，在深化国际市场的同时，促进国内就业需求增长与就业结构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