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翻了在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君主专制政体,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由崛起至腾飞的新纪元。通过对湖北、江苏等省辛亥革命进程的研究,以及对浙江辛亥革命的具体实践进行分析,辛亥革命的意义还在于是中国近代以来将西方因素与中国传统因素很好结合的成功范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条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为原则的理性革命模式。本文对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理性革命模式的考察,主要通过对浙江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开展的。浙江光复后,满汉矛盾突显,浙江军政府在满人藏匿枪械、投毒以及集体闹事的危急情况下仍旧能以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态度应对,较为平和地平息了骚乱。骚乱过后又能对满人多加照顾,切实保护满人的人身与财产安全。在生活上,浙江军政想尽一切办法救济满人,从发放饷银到鼓励满人自谋生计,再到开设工厂,组织满人学习生存技能。而浙江军政府的行为也最终得到了满人的认同,满汉关系得到缓和。满人与汉人和睦相处,满人逐渐融入了汉族主流社会。浙江光复后,随着清政府在浙江统治的垮台,浙江革命党人开始按照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构建革命政权。浙江革命党人通过对军政府的三次改组,以及运用理性原则化解军政府与军政分府之间的矛盾,稳定了浙江政局。到1912年底,浙江军政府不仅取消了军政分府,统一了浙江的行政权,而且建立起一套完备的资产阶级政权机构,促进了民主共和新浙江的发展。浙江光复后,财政危机逐渐显现。浙江军政府开展了追缴前清官员吞没官款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依据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原则,根据法律原则对抓获的官员进行审判。虽然效果不佳,但实践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为进一步解决财政危机,浙江军政府通过发行军用票、公债,以及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等措施,最终带领浙江民众走出了财政危机。值得提出的是,商界中的钱业与典当业也为稳定浙江社会经济秩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社会风俗变革方面,浙江军政府进行了移风易俗的活动,以期破除清代以来留存于世的恶习。军政府不仅以理性原则推行剪辫运动,而且下定决心铲除危害浙江数百年的烟毒与赌博恶习。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取缔了为害社会的丐头。通过军政府的努力.在全省境内禁绝了鸦片,而且还严厉打击了赌博行为,使浙江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新。此外,浙江军政府还在省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先烈纪念活动,通过对先烈的纪念,不仅温情回望了先烈的丰功伟绩,还以此为手段,宣传了民主共和思想。因此,从以上各方面来看,浙江的辛亥革命确实是一场充满理性温情与人道主义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