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代大阅礼仪及实践活动为中心,通过对文献资料的考查,呈现出明代大阅的基本发展脉络,并探讨大阅与明代军政的关系,以及大阅性质的变化。正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国阅兵简史为主线,从夏商周时期到清代,简要概述中国古代阅兵礼仪的发展过程,以呈现明代大阅在整个阅兵历史中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第二部分,明代大阅礼仪的考论,通过相关资料的查证,从《明史》、《大明会典》、《大明集礼》、《明实录》中可以发现,隆庆以前的阅兵活动的资料相当薄弱,文献资料在讲述大阅过程时,往往以隆庆三年大阅为例。另外,隆庆年间张卤的奏疏则清楚的表明：隆庆三年为明代大阅礼仪的正式形成时间。第三部分,研究明代大阅在明朝不同时代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将阅兵活动与实际军政结合考察。从查阅的资料来看,明代阅武活动的大体概况如下：洪武、永乐二朝的阅武活动频繁,淡化礼仪功能,形式简单明快,多随军举行,并没有像明代中后期阅武活动中的繁文缛节。大阅和现实军政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起到振奋军心,提高军民凝聚力的作用。此时的大阅只是一种军事实践活动,并不完全具备国家军事礼仪的性质。洪熙、宣德时代,阅武活动出现第一个低谷,这与洪宣时代偃武修文、对外全面收缩的大背景有密切关系。同时洪、宣二君也不再具备成祖英武之气,历经战阵的功臣宿将也早已坐古,明不复有出塞之师,对蒙古采用羁縻和封贡的手段,维持守势。边防线有所收缩,重点加强北部九边重镇建设。在此期间,明宣宗仅有数次巡边阅视活动。正统、成化年代,只有小规模、小范围的阅兵活动,活动地点限于西苑、近郊,此时的大阅不仅仪式简陋,而且已经丧失了对现实军政的影响力,仅仅是徒具虚文。而当时的现实的军政情况也不容乐观,发生于此间的土木堡事变是明建国以来遭受的、最为严重的军事政治危机,此事件全面暴露了明军备、边防的孱弱、空虚与腐败。弘治、正德、嘉靖三朝,阅武活动基本上处于废弛状态,由于各种原因,大阅连简单的仪式也不复存在了。此间出现所谓“北虏南倭”问题,蒙古军队频频南下,边疆战火不断,明朝遭受了巨大损失,嘉靖朝时代的“庚戌之变”便是明证。明政府基本上是被动应对和防御,对外政策缺乏新意,成化、弘治尚能执行对蒙古封贡,而正德、嘉靖朝更是与拒绝蒙古封贡的消极闭关政策,明朝廷的基本目标只是维持边境安全。政治的腐败、财政危机与军备的虚弱,明朝全面陷入了积贫积弱的统治危机。隆庆三年、万历九年大阅,是明代历史上规模庞大、礼仪完备、耗废巨资、精心准备的两次阅武活动,大阅出现第二个高峰期,并且与大阅第一个高峰期呈现出明显不同性质。这两次阅武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隆庆帝在矛盾重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上台。隆庆朝颇有励精图治、拯救危机的气象,在阁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主持下,整顿吏治、消除积弊收到了积极效果。特别是张居正改革,有力的扭转了颓势。军事上,在北部边防,重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等得力之人守备蓟辽、宣大。另一方面便是整顿军备,严明军纪,加强军队训练,大阅活动便应用而生,在短期内,军事上积弱的局面有所改观。同时调整明对蒙古的政策,达成了“隆庆和议”与“俺答封贡”。这些综合手段迎来了边境的长期安宁,暂时避免了王朝灭亡的危机。天启、崇祯时代。由于财政、军事、政治的多种因素,阅武活动再次缺失。在多事之秋的两朝,君王和阁臣已根本无力举行这种礼仪活动。明朝自身的军政危机再次凸显。而女真后金的崛起,更加剧了这种危机。后金的凌厉攻势,使明朝在短短十几年之内,丧失辽东大片国土,同时不断进行入口骚扰,极大消耗明朝经济实力。明廷被迫加派军费,更是激起了大规模农民起义,最终敲响了明朝的丧钟。余论中描述明朝大阅性质的变化过程：从注重军事实效到推崇仪式程序,大阅的军事性逐步削弱,礼仪色彩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