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主旨是通过《史记》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论证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史学的辩证关系以及《史记》和司马迁的文化地位。 论文以分析、归纳和综合的方法，首先论证了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史学的共同命运。中国史学是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它在春秋时期伴随儒家文化的产生而产生(指《春秋》)，并随儒家文化的发展而发展(指《左传》)，在秦代和西汉初，它又随儒家文化的萧条而萧条。当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之后，儒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并进入繁荣时期。史坛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扫过去的萧条景象。时代呼唤史学家们用历史文字反映这个伟大的时代，司马迁响应了这个呼唤。年轻的司马迁，无论他的家学底蕴，还是他那深厚的中国修养，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优越的史官职位，都为他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提供了良好条件。于是，他借助这些优越条件，出色地完成了《史记》的编写任务。一句话，《史记》的问世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史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仅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史学辩证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古代史学有全面反映中国文化的社会功能。也就是说史学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能够反映社会文化的全貌。司马迁从宏观史学的理论出发，“究天人之际”，把《史记》编撰成百科全书式的史学名著。它全面反映了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的社会文化。当然，它以反映汉武帝时代的文化为重点，并突出了儒家文化的主体地位和文化的时代精神。 《史记》的文化内涵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反映了几千年的文化风貌，而且还充分展示了司马迁丰富和发展儒家文化的一面。例如，赋予史学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等。从而说明，史学不仅有反映和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而且还有发展文化的社会功能。 《史记》的文化地位主要有四点：一是“史家之绝唱”。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学，并开我国正史之先河，在我国史学史上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二是“无韵之离骚”。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既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又实施了他的文学才华，使《史记》成为一部传记文学杰作。三是史记学的产生和发展，进一步确立和提高了《史记》的崇高的文化地位。四是《史记》成为世界文化名著，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一席。司马迁也自然因《史记》的文化地位而决定了他在中国和世界的崇高的文化地位了。 本文从中国文化与中国古代史学的辩证关系的视角入手，论证了《史记》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并展示了《史记》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研究《史记》的一次新尝试。这一尝试能够进一步拓宽《史记》研究的范围和深度，并为史学与中国文化的交叉研究贡献一份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