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小说中流露出浓厚的生命的忧郁感。其小说中复杂的生命意识表现为对人生哀苦，浮生如梦的叹息，对生命虚无的体认。萧乾小说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人的自由与局限。自由是短暂的，奴役与局限则是永恒的。但与之形成悖论的是，人性的显现并不在人对奴役人的必然性的理解与接受，恰恰相反，人性的光辉，或者说人的本质特征，正在于人对客观的必然性的抗拒，即使这种抗拒有时以死亡这种惨烈的方式为代价。萧乾小说既有对悲苦、阴郁的人生真相的感慨，也有对命运不屈的抗争和抗争中显示的人性的崇高，还有对人间无私的爱的温暖的赞歌。萧乾小说中沉重的生命的漂零感，源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化上的残缺感。这种文化上的飘零感，才是萧乾小说至今仍能让中国知识分子为之动容的生命感触。 萧乾小说的双重叙事构成其小说叙事的抒情性。在小说表层的反基督教叙事结构下，隐藏着深层的对基督教伦理价值观的归依。萧乾小说中的童趣，或与大自然的宁静、神秘一同构成富有诗情画意的童年记忆，或是以不谙世事的顽童的快乐，反衬成人世界的势利冷漠，形成小说悲喜剧的复杂情调。作为西方文化基本精神的的超越的浪漫精神，则根源于基督教文化的对人的神性的无限追求，表现在以《圣经》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中，即是对人的主观灵性，摆脱了现实功利目的的自我性灵的抒发。 在抒情方式的诗意上，萧乾小说从文学观到抒情方式上，都同基督教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完美的抒情必须是真与美的统一。这是萧乾从自身创作经验总结出的艺术观，表现在小说创作中，是作家对情感、形式、美感的并重，和由此带来的萧乾小说抒情方式的间接性、暗示性，而对形式美的重视与基督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萧乾小说在追求艺术美的过程中，形成同《圣经》质朴、简练的叙事风格非常相似的审美风格。在寻求表现人的心灵的震颤的史诗时，除了对西方浪漫主义作家情有独钟外，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技巧多有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