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我国经济已经迈入重要的转型期,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较大。很多学者关注到我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开始浮现,第一次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出现的劳动力成本飙升也在不断的削弱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同时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与我国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都相对较低,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在城镇化过程中,我国农村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留守问题。经过本文的分析,传统的Todaro模型在指导我们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上存在-定的不足。鉴于此,本文选择从有限理性的视角分析我国当前的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在较为详细梳理关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和有限理性理论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阐述了有限理性、寻优和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型以及兼业劳动和收入增长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机制,整理了 1991-2011年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以及1993-2013年的我国29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针对本文阐述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在理论方面,本文认为农业劳动力转移受到了认知,环境,以及信息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农业劳动力过程呈现出有限理性特征。在实证方面,通过兼业劳动行为作为衡量实践过程的变量、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预期的变量分别使用Logit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较好的支撑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经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有限理性的农业劳动力通过调整寻优步长来确定最终的劳动时间分配方案,本文选择体现有限理性的兼业劳动和收入两个变量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为显著,此外,农业劳动力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以及社会对非农劳动力的需求都对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有一定的影响。对此,本文建议应当加强对待转移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支持,提高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完善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加大对农村基础建设的投入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