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本研究基于风险感知情绪模型和防护行为决策模型,主要探究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影响公众防护行为的因素,并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防护行为与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影响程度,进而提出科学有效的引导建议,为当下疫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研究设计为横断面调查,借助问卷星平台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进行线上调查,最后收集了2806名研究对象的有效数据。设计的结构化调查问卷主要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个人经历、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社会情绪、风险感知、防护行为意愿、政府信任以及防护行为信息。不同特征研究对象之间防护行为的差异比较将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非参数检验,并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究各研究变量与防护行为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多层次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影响防护行为的因素,最后利用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1）总的来说,研究对象报告了对每一种新冠防护行为的高度参与,即频率为经常或总是,防护行为总得分均值为4.21±0.64。大多数研究对象报告了经常或总是保持手部卫生（85.75%）、注意咳嗽礼仪（87.21%）、正确佩戴口罩（92.05%）以及清洁/消毒（63.62%）;社会情绪、风险感知、防护行为意愿以及政府信任的得分均值依次为4.37±0.69、1.86±0.74、4.46±0.62、4.27±0.66。（2）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防护行为在性别、年龄、地区分布、学历、法定婚姻状况、就业情况、自评经济状况、基础性疾病、自评健康状况、不同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情绪、防护行为意愿、政府信任与防护行为得分之间呈正相关（P＜0.01）,相关系数分别为0.416、0.588、0.351,而风险感知与防护行为得分之间呈负相关（r=-0.226,P＜0.01）。（4）多层次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女性、自评经济状况好和自评健康状况好的人群更倾向于采取更高的防护行为。同时,政府信任、社会情绪和防护行为意愿越高的人群越倾向于采取积极的防护行为,而风险感知越高可能越不利于采取推荐的防护行为。（5）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果也验证,社会情绪可显著正向影响防护行为（β=0.174,t=6.034,P＜0.001）及其意愿（β=0.459,t=17.213,P＜0.001）;防护行为意愿对防护行为（β=0.609,t=23.654,P＜0.001）有直接影响,且影响最大;政府信任对防护行为（β=-0.024,t=-1.104,P=0.311）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发现有显著的间接影响（B=0.332,P＜0.001）,并且,政府信任对社会情绪（β=0.604,t=28.648,P＜0.001）的影响最大;此外,研究发现过高的风险感知水平可能会降低人们防护行为意愿（β=-0.117,t=-6.352,P＜0.001）和防护行为频率（β=-0.110,t=-5.803,P＜0.001）,不利于产生积极的防护行为。结论:公众实施防护行为总体较高,但随着常态化状态的持续,可能更容易出现“行为疲软”,进而有可能增加感染新一波变异病毒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在男性以及收入和健康水平较低的人群。因此,建议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要更加关注低收入以及健康状况欠佳人群,与此同时,政府加强与公众的信息沟通和互动,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营造良好的社会情绪,适当调节人们的风险感知,并促进人们保持积极的防护态度及其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