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具有深远影响和重要战略意义的经济社会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在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所面临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秩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以工具理性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秩序理性化成为中国社会秩序的主要发展趋势。然而,作为城市中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群体通过其在日常生活中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构建了既承袭传统又面向现实的日常生活秩序,从而使城市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受到了被农民工群体复制和移植到城市中的感性的乡村秩序的制约。社会秩序是人们在各种制度和规则的制约下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构建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形态,而社会秩序一旦形成就对人们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产生制约作用。因此,社会秩序和社会选择行为之间具有互构共生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行动者的选择既有受到理性意识支配的理性选择,也有受到感性意识支配的感性选择,二者的共同展开构建了行动者的日常生活秩序。其中,由理性选择的展开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理性秩序,由感性选择的展开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感性秩序。因此,理性秩序和感性秩序共同构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的不断推进构成了中国社会秩序不断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因此城市的社会秩序理性化步伐比农村快得多。与此同时,城市的社会秩序是由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通过开展社会选择行为构建的。因此,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行为本身以及这个群体与城市环境、城市机构和城市市民之间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必然是与城市的社会秩序理性化和市场化相契合的理性选择行为,而这种理性选择行为的展开又为农民工群体具有理性化特征的外部秩序的形成和扩展奠定基础。农民工群体外部秩序的形成以这个群体开展的理性选择行为为基础,而这个群体社会选择方式的变迁又构成了这种外部秩序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建国以来,农村居民的社会选择方式经历了从伦理感性选择、政治理性选择、经济理性选择到社会理性选择的变迁,由此导致了城乡之间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的不断松动和解体,农村居民在生存压力的驱使下涌入城市,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农民工在进城之后与城市环境、城市机构和城市市民之间开展以理性选择为基础的社会选择行为,从而使农民工群体的外部秩序得以初步形成。随着对城市的不断适应,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成为农民工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从而使经济理性选择成为他们最为重要的社会选择方式,而经济理性选择的展开促进了农民工群体外部秩序的基本形成。与农村地区的乡土文明和传统生活方式相比,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对农民工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此,通过开展社会理性选择从而融入城市社会就成为许多农民工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这种行为的展开使农民工群体的外部秩序向更为纵深的方向扩展。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出现松动和解体,但是针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反而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网络排斥而得到了强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农民工群体需要通过加强内部联系从而维持生存和促进自身的发展,由此使农民工群体内部秩序的形成具备了必然性。农民工来自表现为风俗、习惯和习俗等的非正式制度仍然根深蒂固的农村地区,因此以亲情性、熟悉性和圈子性为基本特征的感性选择行为构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会选择方式,而感性选择行为的展开为农民工群体内部秩序的形成和扩展奠定了社会行动基础。作为弱势群体,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资源争夺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迫使他们把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复制和移植到城市社会之中,进而基于生存需要而在这种社会关系网络中开展以亲情性、熟悉性和圈子性为基本特征的感性选择行为,而生存感性选择行为的展开使农民群体的内部秩序得以形成。随着农民工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他们逐步建立以业缘关系或者趣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通过开展社会感性选择使农民工群体的内部秩序实现了进一步的扩展。农民工群体的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共同构成了这个群体的日常生活秩序,而农民工开展的社会选择行为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外部秩序和内部秩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农民工社会选择方式的变迁也反映了这个群体日常生活秩序的变迁。从总体上看,农民工的选择经历了从生存选择、经济选择到社会选择的变迁过程,而每一个过程都充斥着理性选择与感性选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秩序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得以形成和演化。总之,从社会选择行为与社会秩序之间互构关系的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为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以及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