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托拉斯的出现引起美国国家权力、公民权利与企业权利之间矛盾的激化,问题摆在了联邦最高法院面前,可最高法院的回应却不甚明朗。本文以案例梳理为基础,分析最高法院1890年至1920年间对经济垄断行为的态度,发现其呈现出反复的态势,同时试图挖掘背后的司法理念并总结归纳反复的原因与意义。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简单介绍了研究背景,这一部分从社会、经济、政治多角度阐述美国当时社会概况。19世纪末的美国,托拉斯问题突显,经济集中趋势明显。普通民众的权利被侵害,要求国家管制托拉斯的呼声日益强烈;国会通过《谢尔曼法》作出遏制托拉斯的姿态;政府则积极行动加强打击托拉斯的力度、扩大管制企业的权力,展现在联邦最高法院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第二章分析了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案例,从中可以看出最高法院时而支持反托拉斯行动时而又持否定态度,反复的趋势明显。例如1895年的奈特案,大法官富勒把联邦管理商业的权力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而在接下来的案件中,大法官哈兰与霍姆斯都在明显地限制奈特案确立的原则,从而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商业管理的领域。又如最高法院关于《谢尔曼法》第2条“从事垄断”的解释,历经了一个从宽到严的变化。由单一证明垄断地位到证明垄断地位、垄断行为与垄断意图三个条件,加重了起诉方的证明责任从而加大了保护企业的力度。第三章探讨了最高法院的反托拉斯理念及其形成原因。理念有二,一是限制解释《谢尔曼法》从而保护企业自由竞争之权利,二是扩张解释《谢尔曼法》进而支持政府管制企业之权力。在两种理念的导向下,最高法院选择在“自由”和“管制”两条道路上前行,建立起一种包含了这两个理念的进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美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促使了最高法院司法理念的变迁,最高法院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思潮的双重影响;美国法律传统中崇尚自由和竞争的意识使最高法院左右为难;企业的自由度与政府干预度是美国反垄断法的核心矛盾,矛盾不可避免也无法一劳永逸地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