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广泛存在。在中国，则一直贯穿于整个古代社会。到近代，专制制度在形式上被共和制所代替，然而，它仍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显示出来。它并不像某些进化论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作为一个历史阶段，专制主义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专制主义的研究，防止其死灰复燃。 对于专制主义的研究已有百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八十年代初期，学术界掀起了一个研究高潮。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思想僵化，迷信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导致历史研究模式化，各种成果千篇一律，难以触及中国专制主义产生的实质性因素，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因为高涨的政治热情，不惜歪曲史料以求与自己的政治答案吻合，严重损害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近年来，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以往研究的局限性，他们的研究开始注重中国文明的特殊性，酋邦理论就是代表。然而，这种理论仍然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方法，用具体的历史事实套用现成的外国理论不可避免地出现“削足适履”之弊。 要想弄清中国专制主义形成的原因，必须从中国特殊国家产生方式上加以考虑。由于“前赋文化”所决定的某些观念如同是生物体内的基因一样，先天性地决定着中国政体的历史走向，人的具体行动总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完成的。本文主要以常金仓先生的研究为起点，研究了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几种观念对中国政体历史走向的制约作用。 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概括中国专制主义的危害及研究概况，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主张从国家产生方式及其决定的相应观念入手，探讨专制主义产生并不断得到加强的各种因素。 第二部分阐释由国家形成过程中第一步骤所决定的几种观念。史前酋领利用施舍赠财收买人心起家，为达到目的，他们必须注重个人修养，这使得他们个个是“保民养民”的典范，进而形成极富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运行机制——典范政治。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容易形成对酋领的个人崇拜，导致对酋领的制约能力下降，从而为酋领篡夺权力提供了条件；同时，在这种体制下，民众仅是酋领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本钱，他们在实质上没有制约酋领的权力。所以中国的民本思想从一产生就是专制主义的组成部分，它同西方的民主是两码事。施舍赠财是一种产品的再分配，平均主义是最好的分配原则，后世君主继承并改造了这种思想，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中长期缺乏异己力量，形成不了对君权制约的外部力量。 第三部分阐释由“以家代国”引起的几种观念的作用。中国历史迈入国家门槛时，启以家族势力为后盾，利用暴力夺取了公共权力，并且以家庭为蓝本组建了政权。从此家庭中的观念也就变成了政治观念。因为家庭中一切都归家长所有，国家的一切自然也属君主所有，君主理所当然地控制着一切权力，所以立法权掌握在他手里；而且，监察系统的设立是为了帮助君主更好地统治，这一目的诀定了监察系统的监察对象只能限于君主以下的“自王子以至卿大夫士”，君主的权力处于无监控状态。因为父家长家庭的组织原则是“隆一而治”，这导致政治权力分配中也崇尚“一元性”，君主大权独揽，而官僚系统的设置原则也是垂直控制系统。“隆一而治”还产生了另外一个后果：大一统观念产生。这种大一统观念往往被持进化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是历史的进步。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大一统也导致了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加强。在天下一统的政治格局中，不仅君主感受到了自己统治力量的强大，而且臣民们除了臣服于君主的专制统治外，别无选择。 第四部分是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