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我国在建国以后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篇章,且距今将近42年。改革初期一代人大部分已经结束或者将近结束其工作生涯,而他们的下一代人又在其父辈们创造的成果之下参与新一轮的经济生产活动。经过40余年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已经突破1万美元的大关,人民群众幸福感、满足感、获得感不断提升。但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收入与分配制度尚不完善,我国基尼系数一度超过0.4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收入公平和机会均等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近年来,“富二代”、“拼爹”、“穷二代”等字眼频繁出现在大众视野中,大众讨论与各类研究也日益增多,显现出人们对代际间传承问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要深入研究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不仅要对收入分配不均的结果进行研究,其影响因素的传导机制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代际收入流动性作为衡量收入过程是否公平的一个最为重要指标,且代际收入弹性又是衡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最普遍指标,已然能够较好的说明社会中收入公平与机会均等问题。此外,大量研究实证表明,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且教育作为最为普遍的人力资本,能够成为低收入阶层群体向上跃升的重要工具。经过近40年的发展,父辈积累的财富和人脉已经对下一代产生了深刻影响,而对于那些原来没有受过教育或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较高的教育水平可以使他们的子女从事高技工作,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改变所处社会地位。从另一方面来讲,较富裕家庭也能给予后代更好的教育水平从而保持其原有家庭收入和社会地位或者向上跃升。以上这些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研究教育对代际流动收入性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因此,在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众多因素中,本文选择教育作为研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切入点,研究其在代际传递中的作用,并且从机制传导途径的方面着重探讨了父母双方分别对儿子和女儿的不同影响,诠释了教育如何在代际收入流动性中产生影响,而且进一步地讨论了该影响在性别、城乡以及不同收入分位群体之间的差异。依托于CFPS数据库2010年、2012年和2014年这三年的家庭微观跟踪调查数据,对我国目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继而借鉴Becker&Tomes(1979)的代际传递模型以及Blau&Duncan(1967)的地位获得模型以得到适用于本文研究的理论模型,比较研究了加入教育这一中介变量前后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并将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运用通径分析分解为直接影响以及父代收入以家庭教育投资为媒介作用于子代的教育进而对子代未来收入产生的间接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教育能够明显促进整个社会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而且由于大多数人存在的保守思想使该促进作用在性别和城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性别差异上,女性的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是大于男性的,而在城乡差异上,父代教育投入对农村子女未来收入的影响是大于城镇的,这也说明对于农村子女来说,教育可能是他们跨越更高阶层最有效的途径。进一步的分位数分析显示,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促进作用在中等收入群体中最为明显,这与现实情况也相对吻合,中等收入阶层更希望通过教育使得子女能够进入高收入阶层。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和建议。国家要加强对各个层次教育水平的投入,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通过教育支出均等化来缩小收入差距。对于已经存在的差异,要做到精准施策,提高对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帮扶力度,加强财政尤其是公共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有更大水准的倾斜,鼓励高校毕业生去相对偏远落后的地区从事教育工作,以缩小可能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完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保障基本的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