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部传统农区的A镇城镇化为案例，来揭示我国城镇化的内在动力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的城镇化战略与相关政策问题进行回应。　　 A镇的城镇化是政府主导的产物。在自上而下的动力上，财政分权体制和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压力型体制是乡镇政府追求土地收益，进而实现书记个人仕途和官僚集团利益的主要驱动力。当然，2005年以来，过剩金融资本集团是另一重要的推动力。在自下而上的动力上，我国独特的小农村社体制构成了城镇化的村社基础。　　 这一村社基础体现在农地制度的基本保障功能，“半工半农”和“有来有去”的收入结构与生产模式，家庭内部的代际协作分工和代际剥削，以及家庭外部以血缘和地缘展开的互助合作规范等方面。　　 “半工半农”和“有来有去”的收入结构和生产模式及以家庭代际协作分工、代际剥削和村社内部的互助合作规范为前提和实现机制的。A镇乡村社会土地租赁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展开表明，即使在小农村社体制的外生性被取消，内生性受到压制的宏观政策下，其村社成员权仍然在自发起作用，从而继续发挥农地以及建立农地基础上的小农村社体制的产权结构残缺特性。　　 A镇的城镇化呈现中泡沫化与空心化的特征。泡沫化造成地租收益再分配，严重恶化了区域内居民收入分配结构，透支了A镇未来的发展潜力。产业空心化使其承接产业西移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具备改变“三农”问题外部环境的条件，而居住空心化则大量消费投资，造成对内负债的数字GDP，并改变农村居民居住模式。A镇积极的城镇化还使乡村治理内卷化加剧，这些影响都将进一步造成农村三大要素的流出和农业生产的交易成本增加，进而恶化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　　 城镇化加剧乡村治理恶化，并在宏观政策作用下加剧小农村社体制的瓦解。严重失衡的代际关系隐藏着市场理性替代传统观念进而进入低度协作的新平衡代际关系的可能。而互助合作规范的瓦解则造成农业投入低成本机制的消失。这两大因素都造成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与农产品再生产成本的提高。并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　　 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和南北分工格局不变的外部环境约束下，维持以低成本的小农村社体制为支撑的城乡二元结构是长期的战略选择。而且，在当前城乡关系陷入恶性循环的情况下，任何积极的城镇化措施都将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