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汉代史籍、简牍资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汉武帝求贤诏进行了全面考察,深入分析和探讨了汉武帝求贤诏的文本与特点以及对汉代人事、教育和文化的影响。首先,对汉武帝求贤诏的文本进行细致的分析。通过对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卫绾奏议的考证,作者认为此奏议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通过对元光年间求贤诏的考察,提出史籍中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和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求贤诏并非原文,而是对贤良策问的诏令；通过对这两道策问的考察,进一步证明这两次求贤诏的颁布是单独存在的,并非同一道求贤诏：《汉书·武帝纪》中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求贤诏与《汉书·公孙弘传》、《资治通鉴》中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的求贤诏并不相同。其次,作者探讨了汉武帝求贤诏与汉初求贤诏的异同。作者认为汉武帝在求贤诏的应用形式上对汉初的求贤诏有着继承与发展,在具体的人才选拔上则呈现出以儒为主的特点。这种变化既缘于汉武帝个人的价值取向,也是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所决定的。最后,作者探讨了汉武帝求贤诏对汉代人事制度、教育制度和学术文化的影响。作为汉代察举制度中的特举,在汉武帝时期被多次采用。在求贤诏的推动下,察举制度中的选举科目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以儒为标准的选举标准使儒生在政府中的比例逐渐上升。在汉武帝求贤诏的儒学导向下,西汉官方的教育制度完成了儒学化的转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学先后建立。汉武帝求贤诏的人才取向对儒学和儒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百家之学则被局限于民间；儒学的传承更加广泛,太学中的博士官学和民间传授的家学都得到了极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