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大量历史和文学资料的研究，如英国中世纪的议会记录，理查三世的私人信件，民间歌谣和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等，本文作者试图身临其境地理解早期历史和文学作品中对英王理查三世的种种刻画，并考察不同的社会语境如何引导着早期近代的人们的思维方式。　　 作者将历史和文学资料进行对比后发现，早期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有几种趋于“理想化”的思维方式。有趣的是这种理想化的趋势同时也存在于他们所写到的历史人物身上。本文作者认为，对“理想化”的执着使得历史带有了文学的色彩，也使得文学更富有艺术性。同样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偏离了现实，而文学艺术则超越了现实。　　 一些早期史书作者寻求理想化的模式。比如，曼奇尼和托马斯·莫尔爵士效仿古典史学的模式，用一种几近戏剧化的方式组织了他们对理查三世的叙述，以求保证故事本身的连贯和一致。一些诗人，例如《官员之鉴》的作者们，则追求道德上的理想境界，并把凡人命运的兴衰和天意联系起来。　　 尽管莎士比亚被认为是将“都铎神话”推向高峰的人，不过莎士比亚似乎并不致力于在历史中寻求道德训诫。他更重视作品本身的完美，通过将理性和现实相结合，以达到在艺术上的理想状态。在《亨利六世下篇》和《理查三世》两部剧中，莎士比亚在克莱伦斯公爵乔治和理查两人的一生中构建了一条条紧密相连的因果链。这条逻辑上的线索贯穿纷繁的历史事件，给戏剧增添了结构上的有机性。　　 此外，甚至在理查生活的年代，理查三世本人和他的对手们也都热衷于按照当时理想化的观念装饰自己，这使得双方的行为看起来都很有理。他们常常按照理想化的基督徒形象来装饰自己。从一份理查的私人祷告文中可以看出，理查竭力想让自己显得和“上帝”站在一边。而他的对手利弗斯伯爵则在临死前留下了一首诗和一份遗嘱。在这两份文件中，利弗斯显示了自我良心的清白，并同样表达了对上帝的谦卑和顺从。此外从17世纪开始，乔治·伯克爵士和贺拉斯·沃普尔等历史学家又开始挑战都铎传统，用一种新的理念来诠释理查三世：把他描绘成了一个慈善的高贵的君主。　　 历史和文学作品对理查三世进行了再创造，并对他原来的形象进行了修饰。在这个过程中，读者可以看到理查由一个模糊神秘的形象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个清晰明朗的理想化的形象。从一开始，理查三世的故事就有一个相当松散模糊的基础：一大部分的历史记载都出自传言。最早关于理查三世的书，曼奇尼的《理查三世的篡位》(1483)主要记录的是作者听说的内容。而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理查三世史》更是因大量记载流言而著名。而莎士比亚正是在都铎时期的传言的基础上缔造了理查三世这个形象。作为一个戏剧人物，理查三世持久的艺术价值在于它是对人类邪恶的理想化表达。莎士比亚对理查三世的刻画去掉了真实生活中的旁枝末节，作为一个精髓而存在。因而它能跨越时空与读者产生交流。　　 于此同时，“真正的”理查三世本人却只存在于分散的档案和史料中间，很难对这个神秘的人物进行完全的描述。对理查三世“完整”的刻画或许只能在文学作品中找到。莎剧中的理查三世在现实中已经超越了真实的理查三世。理查的形象在伊丽莎白时期的舞台上经久不衰，而事实上整个都铎王朝都建立在否定理查的基础上。人们对理查说了什么，竟似乎比理查到底怎么样重要得多。　　 在文中，作者将关于理查三世的各种理想化的刻画和历史档案中的史实进行对照，以突出两者间的差别。研究过程中作者也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例如，通过对英国1478年议会记录当中理查的一份请愿内所包含的信息进行分析，作者进一步澄清了理查在国王审判克莱伦斯公爵时的真正立场。此外，作者在两首写于15世纪的诗歌中发现了后来被称之为“都铎神话”的核心理念，以此为证据，作者对这个神话形成的过程以及莎士比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新的阐释。真正创造神话的人，其实是15，16世纪的英国人民大众，而莎士比亚的作品给了人们一个多世纪的想像一个理想的表达。